在京工作那几年，因公出差而稀里糊涂地把海看了、把西湖赏了、把磁器口转了、把长江大桥走了……却又因公致时间仓促，把这些历史名胜文化遗址自然风景给稀里糊涂了。只是正好今日读文化苦旅，才恨叹了当时的稀里糊涂。其实，好旅游之人应先把这些咱们自己的地方转遍再外国吧，这里有相同的文化底蕴，这样才会在身处一景时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寂之感，或“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快乐享受……
而这些地，我终以为南方可去之处远胜于北方，也许因古时北方战乱不断或尽属蛮夷之地，但更多是北人不甚懂风花雪月，不懂经营身边的美景胜地，游牧惯了，哪管给后人留个念想？南人有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委婉，却不失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难怪南方多文人，南人的性格多些柔多些缓也有刚硬一面，而不像我们北方人太直接太粗犷，这种不同如杨柳之别，比之杨树的倔强，柳树更能先一步抓住春风而绿、最后一个伫立于秋风甚或是冬风为夏绿挽回些颜面，北人虽有可爱之处，南人却有可学之长。
人的性格不该少了多愁善感，这样人生才完整，这样才会像南人那样把情感揉到风景里制造一处处经典，寒山寺的钟声、苏州的园林、美妙的西子一股脑地涌向眼前，我突然向往起江南小镇来了。
这场疫情未打响前，谁也没有想到2019年的冬天，竟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一场席卷病毒。全球的新冠彻彻底底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每个人每一天都像是在那个冬天按下了暂停键。在最初的惶恐不安中开启了抗议模式，都说人的一生能有几年，如今疫情就已经占了三年之久。
慢慢地，我们开始习惯和人群保持距离，不再随意的聚集开始习惯，出门戴口罩，紧急时刻做核酸的日常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那是人们童年青春的缺陷。
疫情的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不知不觉的时间的疫情三年，它悄悄偷走了我们的时光，打乱了我们的生活，然而在以前，当下的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不是一样的时代，也是不一样的挑战。
几十年前和我们一样的青年在一起在作战在用生命谋略太平一代人有一代人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课文中的一句话，也能体现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智则国智”
时代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应该做的，只有团结在一起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弥补这被偷走的时光，等到疫情结束的那一天，我们才可以坦然地告诉自己，唯有经历了坎坷人间可安山河也无恙。
刚毕业工作的那几年，跟孩子们的年纪相差不远，感觉就是他们的姐姐。当孩子们在教室里喊我喊错了，那就是喊成“姐姐”。
记得2002年接了一个四年级，带到五年级，我和孩子们都一心认定会一起度过小学毕业的时刻的。但是由于学校的工作安排，我去接了一年级的实验班。孩子们在喊错我的时候，不"姐姐”，而是“妈妈”了！从此，我也就习惯了称我的学生为孩子们。特别是2004年那一届从一年级带大的孩子，我至今都认为他们就是我的孩子们，他们是我手把手带大的！
在此开垦一块地，想留下关于我和孩子们的点滴！
1927年秋，我从师大附小保送进了师大附中。开学后，编人一年二班。我们的级主任(班主任)是李士博先生，他教植物学和生理卫生。他的黑板字比较特殊，每一个字用粉笔在黑板上剁着写，发出嘭嘭声音，但是字写的很好看，他生活很俭朴，永远穿长袍扎裤腿。
我们的教室就在进校门往东南面第一排房子。每个教室占三间房子，横排五行，纵列十副桌椅，我的位子是头排第二名。学校制度，堂堂点名，所以每个学生的学号，我都记得很清楚。当时讲课，大多数都是以笔记行之。老师在黑板上写写讲讲。学生在下面抄抄听听。回家后再用毛笔誊清在红格本上，每隔一段时期将笔记交给老师检查。梅贻瑞先生教国文，用的课本是附中自编自印的，古文今文全有。徐弼光先生教我们英语，他上课的特点，是经常叫同学到讲台上做对话练习。童子军教练夏云浦先生，他总是精神奕奕教我们各项技术，如结绳、营火、斥候等，还常常作幻术表演，像催眠术、变活人等。初一男生一律穿童子军制服:黄布衬衫式的上衣，戴蓝领巾，下身是蓝布灯笼裤、腰带左侧挂一白线绳结，右侧一把五开刀。每天第二节课后上课间操，制服要齐，否则要算旷课。校务管理严格，学校有一个民主评议会，由教员和学生代表参加，是研究校务的咨询组织，每班有一个学生代表出席，我曾代表过一年二班参加过会议，我记得在一次评议会上，高中学生夏元瑜在发言中曾点名批评过某教员，这使我很惊讶。
到了二年级，教室安排在第四排大房子里，铁框木板面的桌椅，固定在地面上。从这一年起，新添了“党义”课，内容是讲孙中山革命故事和他的著作;同时还上“公民”课，主要讲做人之道和基本政治生活知识;还有图画和木工课。
三年级除了国文、英语、数学外，加了世界地理和化学工艺课，我们学习制造雪花膏、牙粉、蜡烛和用氟酸刻玻璃、镀镜子等工艺。在英文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动词第三身单数现在时要加“S”。
1930年初三毕业，这一年是农历庚午年，我们三个班共同印发了毕业纪念册，封面“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庚午班毕业纪念册”，是由寿普宣先生用篆字写的，烫金印在藕荷色布面硬皮上，内有每位同学四寸照片一张，并附有一小段自传。
学校前院有一列玻璃窗布告栏，是学校的新闻中心，学校的重要通知都要张贴在布告栏内，像人学考试发榜、课程变动、公布节假日等，有的如“今日课间操因风停止”等也公布在这里。写布告的是丁金藻先生，他的魏碑体的楷书写得很好，笔力遒劲，见棱见角，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书法家。
考人附中高中后，教国文、英语、数学的老师有汪伯烈、徐弼光、傅种孙、韩满庐，化学是王仲超、物理是方叔密。根据教育部密令增设了军事训练课，课本是步操典。“九一八”事变后，大家抗日情绪高涨，有一天听说天安门开民众抗日大会，许多同学都打好裹腿，扛起教育枪(军训用的假枪)就要去参加，由于教员的劝阻，怕惹麻烦，只好打消了念头。1933年日军由东北进人热河，不久又进窥华北。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大胜日军的消息，大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敌汽心，全校掀起了“捐钢盔”热潮，二十九军总指挥秦德纯来校讲演，介绍了长城各战役的情况。不久蛰居北京的老军阀吴佩孚也来学校做了一次演讲，并把他著的两册书赠给学校，演讲后，还观看了我们军训的连教练动作。在他的演讲中提到青年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时，他举例说:“张翼德，在长板桥上，大喝一声，喝断了桥梁，水还倒流，那是多么好的身体呀!”他讲话冗长，达一个多小时。
1932年，在附中后门佘家胡同，由师大和附中一些教员，联合成立了一个私立中学。这个学校的性质，实际上是一个业余的补习学校，主要是通过短期学习，就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在我上高二的时候，同班就有几位同学，在那里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并提前考上了清华大学。
附中的音乐课很受同学的欢迎，当时有三位有声望的音乐老师给我们上过课，他们是柯政和、张秀山和李惠年，这三位老师都是师大教授。柯政和和张秀山二位先生和王府井的中华乐社有业务联系，他们编写的几部名歌集在那里出版。李惠年先生教我们当时流行的《一百零一首名曲集》和一些美国流行歌曲，如缅因大学的校歌和电影插曲。
附中和附小都是师大的教学实验学校，每年五月份，师大毕业生就来实习教课，历时一个多月，每天都有他们的实习课，原任课教员在教室后面听课，他们讲课总有不足之处，他们讲过之后，有的课要补讲，有的就不再补讲了。这是我们学校应承担的义务。
1931年春天，附中开过一次校友返校游园会，许多老毕业生都来了。游艺会由邢大安主持。邢大安当时是东安市场丹桂商场里“松竹梅”的老板，专卖酱油和京剧脸谱。夏云浦老师在台上演了一出自编的《左慈戏曹操》，利用灯光和黑白两色布，大施幻术，受到大家的欢迎。
附中有200米跑道的操场，中间是足球场，有跳高跳远的沙坑，每年开运动会都在这里，当时北京市有这样大场地的学校不多，只有附中、汇文和四中三所学校。
附中的礼堂是在各排教室的后面，高台阶，大约有八间房长，东头是图书馆书库和图览室。西半部平日作教室用，音乐课，德文和应用文课都在这里上。全校开会也在这里。
学校曾设过一个医务室，隔日有大夫来校为学生看病，有时请牙科医生为学生检查口腔。那时没有X光机。有一位同学好运动，身体很棒，由于淋雨感冒，很快死亡，死后检查，肺已烂掉一半，就是没有X光机这样医疗设备，没有及时检查出他的肺部溃烂而导致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