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至1932年我在师大附中学习六年，这是不平凡的六年。1928年北伐军到达北京。5月3日北伐军到达济南的时候，日本出兵济南阻挠，并占领了济南，杀害了我外交特派员。随着张作霖从北京逃往东北途中，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军队炸死。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中国的步骤越来越急。在我上高三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加紧执行“要征服中国先征服满蒙”的侵略计划，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并继续向河北、内蒙侵犯，而蒋介石却发出了不抵抗的怪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北京的学生运动尤其汹涌澎湃。师大附中的学生在历次运动中都在前列。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参加了反日运动，受到了锻炼，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激发了“科学救国”的热情，因而更加努力学习。
那时候，校长(当时称主任)由师范大学教授林砺儒先生担任，他对学生运动完全支持。我上过林先生的两门课，论理学和伦理学，因而懂得一点逻辑和伦理。林先生不但言传身教，而且努力使学生全面发展。每天唱校歌:“……莫忘了勤、爱、诚、勇……”每天有课间操，每周有体育课，操场上常常是“满堂红”，人人都上场打球。附中的足球和排球是北京市属一属二的。学校里各种球类很普遍。课程中除了上述论理学和伦理学外，还有心理学、化学工艺、矿物学、德文、日文等等，都是一般中学所没有的，其中有的是选修课，很有助于学生的发展。我虽然没有选修矿物学，但觉得很有意思，常和同学们一道骑自行车出西直门到红山口去挖矿石，一次挖到一块大石头，一边长了很多小的石英结晶，非常好看。学习范围很广，效果很好。后来我在大学听教授们直接用英语讲数学、物理时，就没有困难。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用的英语，都是在附中打下的基础。在北大和哈佛大学考德文也没有另外补习。另外一些像逻辑、心理学、化学工艺、矿物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在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也很有帮助。我上过张鸿来先生的“应用文”课，也颇有特点。张先生字少元〔他自己取笑说，按当时的尊称是少帅或元帅)，是学校的事务主任，他带着两三人就是全部行政系统了。他社会经验丰富，讲的课有独到之处。图书馆有翟鹤吕先生，化李实验室有汪先生。初一时，李士博先生教动物学和植物学，内容丰富，条理翔实，不仅学得了科学知识，对思想方法也很有帮助。当时，文学家石评梅和李健吾先生都在附中任教，可惜没有教过我那一班。前后教过我语文的有梅先生和卢先生。音乐家柯政和先生教我们音乐，他是台湾人，我记得教过我们一支歌《回忆儿时》，歌词里有“茅屋三橡，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之句，同学们都暗中称那位先生老梅。梅先生和卢先生文学底子很深厚，对学生启发很大。印象最深的是两位数学老师，傅种孙先生和程春台先生，后来他们都是师夕谈改授。两位先生是中学直接使用国外课本的倡导者，他们组织了国外课本的影印工作，影响很广，范氏大代数几乎全国使用多年，大大提高了数学水平。附中毕业生的水平一般都达到国外大学一年级的程度。傅先生特别注意学生的学习情况，他发现有些同学在学平面几何时，作图偷巧，发出了一个悬赏课题:”有些同学只用一个铜元和两支铅笔画几何图，要求用这两个工具解以下各题:求圆心、等分一个角等等十个题，解出的有奖，解不出的受罚，要求以后不准再用铜元和铅笔作图，要用圆规和直尺作图。这引起同学们极大兴趣。各位老师都能循循善诱，效果很好。学校课程很多，课外活动也不少，但学生不感觉负担过重。我在理科，每班四十多人，毕业后都考人高等学校，一大半考取了清华大学，一小半到了北大和师大，还有几位考到其他学校，像彭树道同学考人轮机学校，学轮船驾驶，后来当了远海船的船长，另一位晏毓麒同学进了捕捞学校，成了渔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