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多么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
长沙，我非常熟悉你，30年前我就在你的怀抱里落脚生根，你是我的第二故乡。岳麓山，爱晚亭，“十里长岛荻花秋”。令我留连;天心阁，贾谊宅，马王堆西汉古墓，让人生发无限的思古之幽情;毛泽东、杨开慧、刘少奇、黄兴、谭用同、郭亮等先烈们，在中国现代史上上演了多少威武雄壮的活剧!因此，在岳麓书院高悬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甚”，也就成了长沙人的骄傲。
我，作为长沙女婿，自然也分享了一分荣耀，当我涉足于外地和外国时，我每每以长沙人自诩—沾点长沙光采。不过，私下里我也有些不服:“惟楚有材”，不错，可是，难道我的家乡江苏南通不出人才吗?人们谈论文学“湘军”时，眉飞色舞，而我则公开宣称:我不是“湘军”，我是“偏师”，是‘独立大队”—我用我的作品发言!
然而，长沙，你毕竟是我熟悉而挚爱的地方，为你，我投人过多少感情—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为你，我投人过多少精力与心血，我的事业，我的成就，我们的宠儿《小溪流》都在这块丰腆的大地上孕育、成长，一往无前。
然而、长沙，你又是我相当陌生的地方:夜总会，卡拉OK,湘江夜游……都与我无缘;高新科技开发区，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立交桥纵横交错，这一切的一切，日新月异，致使我感到非常陌生;
但是，我爱你，长沙。你那熟悉的逝去的，我爱;你那陌生的属于未来的，我更爱;我爱你悠久的文化遗产，我更爱你与日俱增的现代文明和大都会的气派!
在长沙，555万儿女中，有一群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我们几乎一出门就和他碰面。哪里交通堵塞，哪里发生了纠葛，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就是人们最最熟悉的交通警察。
莫庸讳言，在一些市民眼中，他们的形象并不高大。文化革命称长沙街头流行一首民谣:
“公鸡搭母鸡，(单车上男搭女)
一路笑嘻嘻;
碰上警力孔(警察)
刮得糜涝的。
人们怕警察！
你的单车闯红灯，你的汽车违章超速，你犯了规闯了祸，交警扣了你的执照，罚了你的款，你虽然一脸陪笑，一手递烟，心里却在骂:‘他妈的，罚了我的款，你好私分，你好发金，你好死!……
有人恨警察!
可是，当你的汽车被人撞翻，当你被围在车海之中，当发生了交通伤亡事故，此刻，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快叫警察!
人们与警察的关系，就好像白天闹离婚，晚上又睡在一起的夫妻!—比喻总是整足的!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人们并不了解警察，于是，交通警察便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莫庸讳言，在策划“一路平安”笔会，主编《交警之魂》以前，我对交警也是陌生的。甚至是无关痛痒的—反正我不开汽车，你扣不了我的执照，罚不了款。我骑单车小心谨慎，不闯红灯就行了，我们彼此不搭界!
神差鬼使，一天晚上，长沙市交警支队长率妻、女突然出现在我的客厅里，为的是感谢《小溪流》上发了他女儿周帆的一篇少年习作一一是写交警在马路上“过年”的征文。其实，《小溪流》发稿是只看作品不认人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小作者的爸爸是交替队头头。
在互相交谈中，我得知他还是一位文艺爱好者，我劝他写写自己这一行。这一提，他的话匣子打开，’酸甜苦辣一股脑儿倾吐。我真的受到感动，原来，交警好难当，交等好辛苦，交警好可爱，我叹息:我们的作家记者为什么不去拜访交警?即使不讲什么现代化城市的文明管理，作为一个人，他们的奉献精神，他们的人格力量，难道不值得我们当作家的去讴歌?去宣传?去让社会上的所有人，包括市民和领导，真正了解他们、理解他们、支持他们吗?
于是。我在百忙中萌发了为交警们—熟悉而陌生的朋友，编写一本大书的愿望!
真是天时地利人和!
我的这个想法立即得到省市有关领导的支持;交警支队的朋友们鼎力相助;我的许多作家、记者朋友，接到信后，立即回话:为交带写书，我们愿!给你老金捧场，我们召之即来!
好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
于是，在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暮春三月，在风和景明的艳阳天，省内外一二十位知名作家云集长沙，立即投人到紧张热烈的采访活动中去。
作为笔会的总策划。在替作家们找好采写“对象”后，终于松了口气，我照样的上班下班，照样的审稿编杂志，照样的潇洒自如…“与会的朋友们有些替我着急:这么大的活动，你怎么好像没事人一样?我们参加过许多笔会，主持人从来是忙得焦头烂额，几面不讨好。”
我坦然一笑:“这类笔会，我办得多了。”
可不，如果说，1965年在韶山灌区组织数十名作家、作者下工地，不称笔会，“文革”后在《湘江文学》当编辑，举办的工农兵作者学习班也不算笔会，那么，从1980年起，每年一届的南岳儿童文学笔会，应该算是正)L八经的笔会了。
记得第一届笔会邀请陈伯吹先生在磨镜台讲学一月。陈老为湖南儿童文学园地辛勤耕耘，施肥浇水。那年盛夏，我们为陈老74寿辰举杯共庆，气氛十分热烈。后来，几乎每年都在南岳举办笔会，著名作家、画家叶君健、峻青、包蓄、田原、陈模等，都曾亲临指导。笔会培养了一茬又‘茬青少年儿童文学幼苗，有些人，现在已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
难忘1985年最艰难的岁月!
那一年，除完成了一本长篇小说《虎胆英雄传》(30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还主持了三个笔会。
春天，应我的家乡朋友—中共南通市委书记朱剑的邀请，联合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办了南通春江笔会。
那可是重头戏，是对我的毅力与胆略的重大考验。碧野、青、逮斐、干雁军、浩然、陈模、木青、凤章、枫亚、庞瑞垠、苏叔迁、江迅以及后起之秀朱晓平等等。云集南通，如大兵压境，我好紧张，我的好朋友浩然也跟我一起“忍辱负重”，以至于笔会结束回到北京时，他的血压上升到220，而我则掉了5斤肉!
不过，老天不负有心人，笔会是成功的，笔会的结晶—由我主编的26万字的报告文学散文集《紫琅春色》顺利出版发行，据报纸评介:这是解放以来，作家与企业家的第一次结亲，我为作家和企业家联姻当了“红娘”，也为家乡做了一点好事!
那年初厦，《紫琅春色》一书进厂付排后，我即风尘仆仆奔回三湘大地，协助团省委主办了一次青年作者征文活动，邀请了萧军、叶君健、峻青等著名作家访洞庭湖，登武陵源，益匪浅;接着。盛夏来临，南岳的儿章文学笔会停了一年又重开……
那时节。我年富力强，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当然，也因为我别无选择，我只有拚命工作，拼命创作，才能显示我的人格力量，才能渲泄我心中的爱和恨!
办笔会最严峻的一次该推1990年5月在长沙—南岳举办的首届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笔会。
这次笔会是解放以来我国首次华文儿童文学作家的大聚会。据说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申办未果，独独由湖南一家儿童文学杂志《小溪流》来主办，这个意义本身就非同一般。
可是，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参加过国际性会议，何况这类会议要层层申报，而当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半月，国务院文化部的批件尚未下达，而国外和台湾的代表都已订好机票，岂不急煞人哉!
后来，批文总算下达，但提醒我们注意一，二，三……
那时，我还没有出过国，更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第二年初夏有幸以中国期刊观察员代表团身份，出席在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的第28届世界期刊代表大会，并访问法国)而要担当世界华文笔会的主席(主持人，Chairman)担子何等重，会议选择的时间是1990年5月。是个敏感时期，而代表除美新加坡等国作家，台湾代表团由14人组成;且大多数是编辑、特派记者，在敏感时期请来一批敏感的人，自然我肩上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在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及作家协会的直接关照下，会议开成功了。用领导的话来说:比预想的还要好，当时，国内外几十家通讯社、报刊为此发了消息、报导，影响深远，至此，我也就如释重负了。
每次开完笔会，我都是身心交瘁，我都发誓:再也不做这种又赔钱又吃力而且还会得罪一部分人的鑫事了。
可是，“秉性难改”，隔了一年半载，我又是跃跃欲试，因为，我的眼前时常涌现一批批傲嗽待哺的小读者和创作力旺盛的作家朋友。我总觉得，为他们做些微薄的工作，是道德、良心和责任感的驱使!
“曾经苍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比较起来，这次《一路平安》笔会再“平安”不过了，它得时—改革开放之风吹遍神州大地;地利—长沙正在勇往直前，已名列全国第二十个名星城市;人和一一省市有关领导过去是我的上级，如今是朋友;交警队有许多新结识的伙伴，他们为笔会做了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再说，我跟这些作家早有深交。天时地利人和，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呢?
有这许多朋友，有这样好的环境，特别是笔会的写作对象—群在平凡而伟大的岗位上含辛茹苦，勤奋工作的交通干警，他们的丰功伟绩是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作家们一接触实际，他们被激动，被感奋，一篇篇力作应运而生，我怎能不高兴?我何必操空心?我似乎稳操胜券，当然是“胜似闲庭信步”了。
现在，这本新书正放在读者面前，我希望朋友们读完此书后，能够进一步了解、理解、尊重我们的交通干警—一群可亲可爱的熟悉的陌生人，这样，我也就心满意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