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路过往时回家的一条小径，一排脸垂下的向日葵映入眼帘，我好奇地拉着妈妈的手问：“向日葵怎么跟以往不一样了？”妈妈笑了笑，摸着我的头说：“向日葵是追着太阳移动的方向而改变的，今天是阴天，向日葵的大脑袋垂了下来，似乎无精打采累坏了一样，又像做错了事情的小孩。”
回家途中，妈妈还告诉我，向日葵象征着积极向上，温暖待人。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向日葵一样的人，向日而生，快乐成长！
我认识一两位星相家朋友，可是交往时却不谈星相，而是谈文，大抵他们知道我不信星相之学，所以避免容易形成尴尬的争论吧? 不过，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历代却不乏识鉴专家，他们不是以玄学为知人论世的根据，而是以阅历经验、生活实践所形成的知人论世的观察力，因而评隋人物，判断是非，往往有“虽不中亦不远矣”的效验。“ 在一些识鉴专家之中，我想先举唐代的裴行俭为例。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曾以文才名震一时，朝野中人就颇多奖掖之论，其中具有影响的人物如苏味道声敬元等就曾认为应当选荐四杰掌锉衡之任，入显贵之途。
可是裴行俭以吏部侍郎主持典选，却不以为然，他严肃地指出:“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他觉得杨炯较为沉静，也许可当小官。后来四杰的际遇，果不出裴行俭所料。很显然，裴行俭的观察，并非凭麻衣相法，而是人物的言行表现，浮躁浅露的言行难以致远，就是他据以判断的根据，所以他能言中。再以《晋书》中的羊枯为例，他对王衍的为人，曾下过评语，羊核说他:“败俗伤化必此人”。王衍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喜谈老庄，谈论时手执鹰尾，每遇义理有何题时，不假思索，随口更改，号为口中雌黄”，在当时，他已从宦途中扶摇直上，曾任中书令、司徒、司空。而两晋的局面也就形成皇族争权混战，匈奴举兵作乱，各族人民纷纷起义，真是天下大乱了。
而王衍于“专谋自保”而不可得之后，死于石勒之手。为什么羊枯能对王衍作出准确的判断呢?因为主衍是一个“信口雌黄”的人物，既信口雌黄必言而无信，也就无行，这就是羊枯衡人的客观标准，所以刘向在《说苑》中确切论道:“见虎之尾而知其大于狸也，见象之牙而知其大于牛也，一节见则百节知矣。由此观之，以所见可以占未发，睹小节固足以知大体矣。” 这就是以小见大的推理方法，也就是从表象以探究出本质i的论证方法，以此知人论世，也许不至于偏县? 鲁迅是最擅长于知人论世的，翻看他所写的锋利杂-文，莫不闪耀着知人论世真知灼见的光辉.在他写的《二丑艺术》一文中，就典型地论证了二丑的两面艺术，他写道:“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
一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县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相哩J’’鲁迅指出这是二丑的特色，也两面派的特征鲁迅能作出真知灼见的判断，也不衣神相，而是他的阅厉功夫。话得说回来，对于伪装到家之辈，要能如羊枯之早识王衍之奸诈却非易事，否则就不会有人慨叹:“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了!呜呼，知人论世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