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富论》的读后感
《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通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通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接着，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命题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命题2：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命题3：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欠发达区域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
区域模式1：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区域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区域模式2：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
提高市场分工水平有两种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服务。根据命题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该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分工网络。
二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即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而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通过产业集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业家的管理素质。
区域模式3：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形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网络上可以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赖，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进行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重点扶持有一定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并购、扩张，带动其他企业形成连锁效应和学习效应。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关于《国富论》的读后感】
关于《国富论》读后感1500字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已成为经济学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间一直被视为“至圣先师”。但是，斯密在天堂过得并不开心，人们崇拜他，谈论他，但是却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谛，只是用他的某个思想来为自己服务。《国富论》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五编，亚当.斯密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可见，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即如何“富国裕民”的。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一，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第二，利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是经济人;第三，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自由放任。这是现代人对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市场经济，其中一大部分是坏市场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是掠夺式市场经济——靠对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市场经济;东南亚、拉美和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权贵市场经济——少数人靠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多数人堕落为赤贫者的市场经济;许多国家曾经或正在形成的贫富对立的市场经济——只注意效率而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污染性市场经济——以环境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有各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伪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活动追求的应该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好市场经济。但这条路不是笔直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不奇怪，关键是要及时纠正错误。例如，把gdp作为一切，用增长代替社会全面的发展。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加剧。这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只是说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财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长就是这个意思。
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现在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人们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关于《国富论》读后感1500字】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英雄人物，他不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更堪称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举例而言，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时期，为政府服务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设计并佩戴印有亚当•斯密肖像的领带，可见亚当•斯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力之大。亚当•斯密的思想孕育了现今世界最重要的两大体系之一——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另一个由马克思理论所孕育的苏联东欧等国家却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解体了。
但是我们在重新阅读这本开现代自由经济思潮和现代资本主义先河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感到震惊不已：亚当•斯密的思想应该重新被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渊源之一。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是处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庞大的资本家集团腐蚀了英国的议会而通过了许多压抑劳工图利资本家的议案，同时英国的资本家透过大英帝国的扩张掠夺了大量殖民地，甚至使得大英帝国的子民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的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同时，和列宁一样，亚当•斯密也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也遭受了严重剥削。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在于反对在经济生活中腐败地使用政治权力，他认为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就能使得整个社会得益，因此他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舞台，不要干涉经济的自然运作。故此他把此项（经济学）研究领域命名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马克思所处的德国（普鲁士）的情况和英国差不多，只是德国当时不像大英帝国拥有多处殖民地，因此马克思只针对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议题展开批判。可是马克思本身是位哲学家，他的思想承自康德、黑格尔等大师，他从哲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他指出，当时所谓的现代国家是由一系列抽象规则所组成的，而老百姓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些规则主要是因为私有财产制度，一旦产生产权纠纷，社会大众就可以透过这些规则解决争端，从而保护私有财产。但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议会制度的批评竟然和亚当•斯密如出一辙，他也认为资产阶级腐蚀议会建立图利资本家的规则，进而奴役劳动者。马克思对劳动者的惨况批判和亚当•斯密又是如此之类同，他指出抽象的私有财产使得人们之间变得疏远、冷漠，同时也恶化了人际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人们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愚笨的苦差事，然而资本家只是把工人看作被剥削的对象、挣钱的机器。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马克思的解决方法不同于亚当•斯密，他认为只有废除私有财产才能重建和谐社会，而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的矛盾一定会崩溃，并最终由无产阶级所取代。无独有偶，马克思也将这些研究称为“政治经济学”。
这两位伟大的学者同样看清楚了资本主义的官商勾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团体，进而奴役劳工的事实。而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描述了专家学者在当时的态度，他指出：“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亚当•斯密以及马克思的理论精髓就是要打破这种腐败，只是路径的选择不同。在18世纪的英国，亚当•斯密选择了“看不见的手”，而在19世纪的德国，马克思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但其透过反腐败而重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的。
所以，今天我们应当警惕某些人高唱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倡导其所谓的强化私有制和市场力量。我们千万不要被其片面言论所欺骗，而忽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热切关注的腐败问题。如果放任利益集团透过“看不见的手”而获得操纵价格的权力，那么这两位大学者所担心的老百姓的惨况也就为时不远了。今天我们呼吁政府强化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目的不是走回头路去研究“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纲领，而是研究他们这种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情怀，进而理顺21世纪的中国所需要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
我自己作为受过严谨训练的经济学家，此刻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这篇文章竟然轻易地改写了我们过去30年所深信的理念。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竟然是反腐败。他不但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家的贪婪，是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他也和列宁一样，强力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自身的工人也遭受严重剥削。
亚当·斯密竟然和马克思一样是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共同的理念竟然是追求一个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只是方法不同。马克思透过无产阶级革命打倒腐败的资本主义，以构建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而亚当·斯密透过“看不见的手”来改变当时英国官商勾结的腐败现状，也借以构建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我相信他们之间是惺惺相惜的，因为他们都是动荡时代的大英雄，只是造化弄人，这一位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竟然被转换为现代资本主义之父。难道历史就是这么被改变的吗？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当中，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这个改革也伴生了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腐败产生了，社会堕落了。企业家的剥削行为是马克思批判的重点，而政府和企业家的勾结却是亚当·斯密批判的重点，另外，专家学者的腐败又让我想起马克思的名言：“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