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里就不能不提他的另外两部专著，那就是《文艺沉思录》和《传统文化沉思录》。评论家李万武先生说，现在来品味《文艺沉思录》这本集子的味道，并掂量它的分量，是有意思的。而著名编辑郑伯农先生的评析就更透彻。他说，他(梁超然)是站在文学圈子之外，至少是站在文坛边上看文艺界的……这也许可以叫做超与不超的结合吧!超者，超越个人利害，超越小圈子的利害；不超者，紧密关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命运，紧紧拥抱自己的时代。
我们不妨任选其中一篇来看。比如在《为“文艺与人民离婚”案正名》一文中他这么写道：顾名思义，“离婚”，那就是曾经“结婚”，是夫妻关系……如果大家没有记错的话，文艺是一直把人民作为母亲的。那么，人民和文艺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夫妻关系，这个名分一定要记清楚。现在某些人士提出要“文艺和人民离婚”，这就糊里糊涂忘了名分；这种糊里糊涂颇有点涉嫌“乱伦”了，所以，这个离婚案是不能成立的；儿子怎和母亲“离婚”日阿!
行文辛辣而流畅，机智而幽默。这正是他杂文、随笔的风格。他早年曾受鲁迅杂文及秦似“野草体”的影响，再加上他厚实的古文功底，所以这些文章多半是趋于“思辨型”。又如后来写的《免称老板论》，他说：试想，如果地方干部是“老板”的话，那么，谁是你的“打工仔”了，你的副手，下级，或是人民?
而在另一部《传统文化沉思录》中，又可窥见他的另一番良苦用心。
整本书分为8个章节，分别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儒、佛、道及其包容性，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成书的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秋天。梁超然说，一个民族没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是不幸的，一个民族不善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就更不幸。这本书正是他把自己平日思虑所得的片断感受记录下来，与读者共同思索。
梁超然同时还是广西通志馆副馆长。多年来，他一直在行政事务、学术研究和地方志编审三者之间忙碌穿梭。近儿年来他总计参加终审验收志稿34部，审验文稿2280多万字，参加评稿19部，约570万字，终审《广西地方志》刊物6期，共60多万字，相当于一位专职编辑10年的工作量。在他的主持下，广西桂、柳、邕、梧、北海等市和部分县的地方志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几十年风雨人生路，梁超然始终抱定“三书主义”的人生哲学。所谓“三书”，即:读点书，教点书、写点书。为此他付出了很多。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全是因为“三书主义”。
1998年，他的肩上又多了一副担子，组织上派他兼任广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民主党派干部和统战干部的院校，梁超然深知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但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因为他深信古训所云: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