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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信 ”有关的作文

来源:文题网 时间:2024-12-04 02:06:42
  • 《读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的信》
  •     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的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关于典型的重要论著,假如我们认真地学习恩格斯这封著名的信,并联系经典作家关于典型的论述,我们就能够在更深的角度上看到“共名”说的典型论不科学、不确切的地方。

       现在,就让我们从恩格斯给玛·哈克纳斯的信说起吧!

         在这封著名的信里,恩格斯正确地指出《城市姑娘》中关于工人阶级的描写是不正确、不典型的。为什么恩格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他是从什么要求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呢?细读恩格斯的信和《城市姑娘》之后,我们就会知道,恩格斯是要求典型必须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一定阶级的某些本质,而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却恰恰违背了这一要求。《城市姑娘》对工人阶级的描写,没有充分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工人阶级的本质。也就是说,这部中篇小说没有塑造出反映一定时代、一定阶级某方而本质的典型来。

        我们在《城市姑娘》这部小说里看到,它的主人公耐丽(一个女工),以及夏绿蒂公寓里的工人群,都“消极地服从命运”,“意志消沉”,“不积极反抗”。工人都酗酒、打老婆、打孩子,书里而所写的“一醉解千愁”就是这一群工人的全部写照。而耐丽一心只想在服饰上“打扮得跟贵妇人一模一样”,“靠在沙发上看看小说,拿起小勺一口一口喝着咖啡,有人侍候她穿皮鞋,这就是她的理想”。她“柔顺”地让阿尔屠·格朗特诱骗、遗弃,而“丝毫不想尽力帮助自己”。对于这样的描写,恩格斯认为是不典型、不正确的。因为,照恩格斯看来,“如果说在1800乃至1810年,即圣西门和欧文的时代,这是正确的描写,那末在1877年,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参加五十年光景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斗争的荣誉,而且一直被‘解放工人阶级应当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这个原则指导着的时候,这样的描写就不是正确的了”。这段话鲜明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典型论中典型和时代、阶级的关系。它正确地说明了典型必须是历史的、时代的、阶级的产物,典型绝不能脱离时代、阶级而存在。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对耐丽及工人群众的描写,正是因为违反这一原则而受到恩格斯的批评。这也正是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所说的: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而也代表了当时一定的思想。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吸取来的。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里,我们知道典型绝不可能是什么超阶级、超时代的,脱离了时代、阶级,就只能是歪曲的描写,如《城市姑娘》那样。

        但是,包括梁长森在内的主张“共名”说的同志都不这样看,他们违背了恩格斯的正确论断,想方设法地证明:典型“所概括的已经超出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证明“成功的典型人物”,既“概括了一定阶级的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概括了“某些不同阶级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或者如梁长森同志所表述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并非一个阶级所特有的现象”,“在许多不同阶级的人物身上都司‘以见到”。或者证明“典型性格的核心所概括的社会内容,不是某一阶级所特有的,而是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这些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实质上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典型(或者说“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典型性格的核心”)是超阶级、超时代的。

        看来,这里要对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其一,典型所概括的是否“超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概括了“某些不同阶级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其二,所谓“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典型性格的核心”是不是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物所共有的。这本是有联系的问题,但赞同“共名”说的同志们是主张分开谈的,我们就分别讨论于后吧。

        认为典型“所概括的已经超出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认为“成功的典型”既“概括了一定阶级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概括了“某些不同阶级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的同志们的看法,主要都是从阿Q这一形象生发出来的。他们的脑子里有这么一个疙瘩:阿Q是一个农民(说是农民并不确切—引者注),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而且不一定是一个阶级特有的现象,这在理论上到底应该怎样解释呢?按坚持“共名”说的同志看来,似乎这个问题的完满解释只有超阶级、超时代的典型论这条路子了。我认为,并不如主张“共名”说的同志所设想的那样,我们只要正确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研究,这一问题是不难解释的。

        难道由于“阿Q是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就一定是概括了不同阶级的共同东西吗?农民,而且是阿Q这样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流浪雇农,就一定不能有消极、可耻的东西吗?我以为这纯粹是从概念出发的结果。毛泽东同志说:“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作为辛亥革命时代的落后流浪雇农(不是一般的农民)的典型,阿Q身上自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消极的可耻的东西。对于这些消极的可耻的东西。我们只要对它进行确切的阶级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乃是阿Q所属的阶级所具有的,是他的阶级性的表现,或者是他的阶级性的折光,这是毫不奇怪的。它不能成为“超阶级、超时代”的典型论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