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自己后来就对‘阿Q进行过相当精到的阶级分析。鲁迅先生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这样说：“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在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上海乡下，恐怕还有人戴。”从鲁迅先生这段话里，我们不是可以明白地看到：在鲁迅先生看来，阿Q首先是一个农民；然而，阿Q又是一个流浪雇农，因此身上沾染了一些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但他毕竟还是一个流浪雇农，而不是流氓无产者，所以要给阿Q戴一顶流氓相十足的瓜皮小帽，就不是阿Q了。由此可见，阿Q身上的性格，实际上只是概括了他所属的时代阶级—辛亥革命前后的流浪雇农的某些性格，而绝对不是什么超阶级、超阶级的典型。
既然阿Q是一个落后的流浪雇农的典型，阿Q的性格只是概括了他所属的阶级的性格特征，那末，为什么“曾有一些小政客和小官僚疑神疑鬼，以为是在讽刺他们”，为什么阿Q这个“共名”“又最先流行在知识青年中”?正是由于这样，何其芳同志才认为“的确似乎并非一个阶级的现象”，而另一些同志才认为是“超出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东西。这是坚持“共名”说的同志的一个很主要的论据，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我想这些现象不外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首先，这是人们常说的“作品的客观效果大于形象本身”这一规律的反映。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也是这样，它在客观效果上也更带普遍性。像阿Q那样，虽然他是一个流浪雇农的典型，但就其社会美学意义来说，又不只是限于其所属阶级了。文艺作品的社会美学意义与典型本身有关联，但终究不是一回事；不能因典型在社会美学意义的范畴上不仅属于其所属阶级，就说典型是什么“超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并非一个阶级特有的现象。”当《阿Q正传》发表时，许多小官僚、政客们惴惴不安，许多知识青年也以阿Q这一形象相互批评，就是属于社会美学意义这一范畴的现象。其次，上面说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阶级性。当然，在阶级社会里，阶级与阶级之间并非绝缘的，而是处于刘‘立统一的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阿Q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未庄里，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毒害，他身上种种消极、可耻的东西，都是从统治阶级那里接受来的。在阿Q身上的从统治阶级接受来的种种思想，虽然在本质上、表现形式上和统治阶级原来的都不同，但仍会有某些类似之点。因此，当这些消极、可耻的东西被形象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依然会使统治阶级以为是影射自己而惶惶不安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人性异化的过程来进行分析。我们知道，人的阶级性是由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在阶级分化之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是没有阶级性而只有“人类的共同本性”的。在人类社会发生阶级分化之后，“人类的共同本性”也就经历着“异化”的过程，由统一的“人类的共同本性”分裂成各个阶级的阶级性。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由于剥削阶级都要欺骗与压迫被剥削者，因此，就造成一切剥削者的欺骗性、压迫性以及互相之间的争夺性，先前的“人类的共同本性”在剥削阶级那里没有丝毫被继承下来。只有劳动者阶级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类共同本性”(诸如在共同劳动生活中形成的大公无私，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勇敢、勤劳、机智、坚韧、刻苦等优良品质)，继承了下来加以发展，形成自己阶级的阶级性。但是，在人类共同本性的“异化”过程中，劳动阶级仍然会受剥削阶级的阶级性所渗透，而形成自己阶级的性格弱点；而剥削阶级的叛逆者或其先进人物，也会接受劳动的阶级的影响而形成某些性格上的优点。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劳动阶级身上的弱点，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剥削阶级的；而剥削阶级的先进者身上的某些优点，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劳动阶级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进步文艺中一切批判性的典型形象(不论他属于哪一个阶级)，客观上对一切剥削阶级都有批判作用；而进步文艺中一切歌颂性的正面典型，都会使劳动阶级得到鼓舞。正是由于这样，阿Q性格上的消极、可耻的东西，会使一些剥削阶级的人物以为是在写自己；而诸葛亮这个形象，会使劳动人民感到亲切。这难道能够撇开阶级分析，用“超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典型理论来解释得清楚的吗?
从上面的简略分析中可以看出，所谓典型“概括的已经超出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理论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一些看来比较复杂的文艺现象，是完全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的。
主张“共名”说的同志，大概由于看到典型是超阶级、超时代这种说法的错误太明显了，因而就把所谓“典型性格的核心”或者说成“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如梁长森同志)，从典型形象中分离出来，成为抽象的概念，说这么个抽象的东西，是“概括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的相同或近似的精神状态”。如堂·吉诃德抽象成“主观主义”，诸葛亮被抽象成“有智慧有预见”，贾宝玉被抽象成“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林黛玉被抽象成“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曹操是“奸诈”，葛朗台是“铿吝”，奥勃洛莫夫“懒惰”，奥赛罗是“嫉妒”等等。这么一来，就把活生生的典型性格从具体的典型环境中抽象出来，从典型人物身上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概念，这样的研究，从方法论来说是错误的。斯大林曾经正确地指出：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怎么可能设想离开典型环境，寓开典型本身抽象地谈什么空洞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性格核心”呢?这种抽象的思辨方式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样抽象地谈论“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性格核心”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例如说奥赛罗“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或说“性格核心”)是“嫉妒”，那么《奥赛罗》中的埃古“最突出的性格特点”不也是“嫉妒”吗?他嫉妒奥赛罗获得了苔丝德梦娜的爱情；他嫉妒凯西奥得到奥赛罗副将的位置；他嫉妒别人的美德、别人的知识、别人的金钱以至别人的外貌……总之他嫉妒世上一切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难道我们能够根据“共名”说的理论认为这两个典型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典型性格吗?再如说贾宝玉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或说“性格核心”)是“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那么《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也是为许多女孩子喜欢着而他也“多情”地喜欢着许多女孩子吗?难道又能够认为这两个典型也是同属一种类型人物吗?这样的“共名”说有什么科学性呢?这样的“共名”说有可能把典型的研究导向超阶级、超时代的错误道路上去。
我们从何其芳同志对一些典型的概括中，就可以约略窥见“共名”说的严重后果了。譬如何其芳同志在研究《红楼梦》的时候，认为林黛玉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幸的女子的典型”；认为贾政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所谓严父的典型”；认为凤姐“是一个笑得很甜蜜的奸诈女性”等等。这样概括典型，我们就不禁要问：她(他)们的阶级属性到底是什么?这样概括典型，难道没有超阶级的嫌疑吗?这，看来就是“共名”说的实质之所在。看来，应该引一大段大家都很熟悉的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了：“‘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上而我们对“共名”说试着作了评析，至于有哪几分是对的，就有待于读者及蔡仪、梁长森等同志教正了。可惜，我们大家都尊敬的何其芳同志已经去世，无法再听到他的教诲了，这实在是万分遗憾的事。那么，让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此来作为对他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