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日渐泛滥，文艺理论上许多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例如文艺本质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人性论问题，向内转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崛起的新潮问题等等；一时间种种错误言论，诸如“淡化政治”、“淡化生活”、“不屑于歌颂丰功伟绩”、“自我表现”、“反理性”……沉渣泛起。这些争论，这些泛滥的错误思潮，都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得出正确的认识，那么其他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过去文艺界在阶级性问题有过“左”的倾向，尤其受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产生过不良影响；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期间把阶级斗争弄到是非颠倒，歪曲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无论是“左”倾、也无论是林彪“四人帮”的恶意歪曲，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今天我们理解、认识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决不是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但是，这儿年文艺理论界似乎刘一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缄口不言，似乎一谈文艺阶级性即是“左”，即是“僵化”。如此，阶级性问题又似乎成了禁区，一个新的禁区。关于文艺的阶级性问题，从列宁，毛泽东到鲁迅，都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以为他们的论述是经典性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没有过时。这些我们就不必重复了。当今需要一认真探讨的，是如何看待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我们必须对此作出正面的回答。
经过40年的社会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是问题的又一个方面，是值得十分注意的方面。可是一段时期里这后一方面往往被一些人故意抹煞，把它“遗忘”了。直至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又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熄灭”、“还可能激化”并非一般说说，而是现实的存在。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新时期阶级斗争的表现方式和性质。应该看到，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采取和平演变、渗透、颠覆的斗争手段，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是新时期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它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社会主义文艺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怎么可能不具有阶级性呢?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文艺要超阶级依然只能像鲁迅先生嘲笑过的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仍然恰如用自己的手揪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当然是由现实社会阶级斗争的态势决定的；而社会主义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由意识形态的矛盾斗争的态势所决定。江泽民同志《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一文指出：改革开放，必然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乘隙而入。他又说：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更为突出。江泽民同志还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回顾新时期以来，关于“启蒙救亡双重变奏”、“主体性”，乃至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毛泽东思想，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什么“个人价值”、“自我表现”、“反理性”、“性解放”……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腐朽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价值观、文艺观，泛滥成灾，触目惊心的现象，这就是改革开放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态势。
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社会阶段里，必然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在生产资料变革基本解决之后，旧社会的遗留物还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留存有封建主义思想，殖民地社会思想意识，这些东西在一定的气候下也会沉渣泛起，泛滥成灾。如近年来，种种封建迷信意识“崛起”，什么风水、占卜、相术、择吉、巫术等等在一定气候下时兴起来。有些甚至打着学术性、科学性的招牌来搞封建迷信。又如，近年来“崇洋”意识之浓厚，令人膛目结舌。这些自然和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密切关系。
意识形态领域内这些复杂、尖锐的斗争矛盾的情状会较长时间存在，并且会在一定气候下变得剧烈起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这种矛盾和斗争对我们文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所说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行动。”我以为列宁的论述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特别是从当今国际上风云变幻的大背景来看，尤其是这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艺必然表现出一定的阶级性。在新时期里，党根据客观实际调整了文艺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就体现了新时期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态势的特点。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它给社会主义文艺作了质的规定。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说到：社会主义文艺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儿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这里指出的正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性问题。“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是列宁论述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所以，“二为”方向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表明了与资产阶级文艺根本对立的质的区别。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包含有具体的阶级内容，不是空洞的口号。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广大人民当家做主，构成了社会的统治力量，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阶级为社会的“主人”性质根本不同。我们的文艺既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就完全区别于那些为资本主义社会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艺。前些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一些“文化精英”认为“二为”方向是从外面加给文艺的，是对文艺的束缚，文艺要回到“自身”，必须“突破”“二为”；一些人则声称文艺就是贵族的，声称要做精神贵族。这种种谬论分明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属性，使它蜕变为资产阶级、贵族阶级的文艺。
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一些“文化精英”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歪曲为超阶级的口号，主张没有任何前提、没有阶级内容的“放”和“鸣”，实质上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双百”方针也是有明确的阶级内涵的，提出“双百”方针时，就提出了“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是前提，体现了“双百”方针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新时期里，“双百”方针是建立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的，这是前提条件。如果抽掉了“双百”方针的前提，就是抽掉了它的阶级属性，使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方针了。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巨是为文艺界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实践问题。如上所述，前些年文艺界内一些人提倡作家做精神贵族，认为文艺本来就是属于贵族的；倡导文艺与人民“离婚”，把自己放在高踞人民群众之上的位置，这就完全是违背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至于那些明目张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如《河殇》、《论毛泽东现象》之类，把社会主义社会写成“叫人无法忍受”的“腐朽而黑暗的存在”，煽动人们起来做“绝望的抗争”，正是代表着国内外敌对势力向我们进攻的东西，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代表。我们必须从这一角度去认识它们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