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江湖驰闻望，慷慨聚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绝望的林冲在写下这句诗后便投奔了梁山。
仗义是对还是错
毫无疑问，林冲是一个仗义的官人。陆谦是林冲自幼相交的好友，后来机遇允许，林冲举荐他得了虞侯的官职。他也感恩于林冲的举荐，经常携带礼物登门拜访，两人关系密切。一次，酒楼喝酒，林冲已大有酒意，毫不避讳，当着陆谦的面大谈朝廷的腐朽，帝王的昏庸，两人志同道合，引为知己。
但后来的白虎堂之变中，面对权势地位更高的高衙内，陆谦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林冲。他认为，只有让林冲丢了性命，才可以让花花太岁得到美女，于是一边出谋划策，偷偷把刀卖给林冲，一边派人把林冲叫入白虎堂中，高太尉因此能按个罪名给林冲。后来当地的府尹定不了林冲的罪，他见上次的计谋没有成功，就再次主动献策，在林冲发配沧州之际买通了两个差隶，还有管监狱的差人们，意图再次解决林冲，不过最后也没有得逞。
“五短身材，白净面皮，没甚髭须，约有三十余岁”，这个十分懂得察言观色的人物，虽年齿略幼于林冲，但世路经济之道比林冲更清楚。在他的心中，利益完全凌驾于情义之上，他需要彻底牺牲林冲，来向高俅表明自己的意愿和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好处。
将人的性命奉承人的性命。小人谋毒若此!
教头是国之栋梁还是高姓家奴
林冲在陪妻子到岳庙烧香时结识了鲁智深，与鲁智深结为弟兄后高兴地饮酒，他的娘子却在旁被高俅高太尉的干儿子趁机调戏。气愤的林冲反将过来，本要下拳就打，看到高衙内却先自手软，最后没有动手，只是怒眼看着高衙内，在众人的团团劝说下，无奈只得放他走。嫉恶如仇是林冲的本色，但谨慎又体现出他性格隐忍的一面，这种绵绵不断的隐忍侥幸也间接把他自己逼上了梁山。
冲突起，高俅为何施奸计?因为高俅既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重臣，更是舐犊情深的好父亲。《水浒传》中帮凶富安对高衙内有句话描述林冲：“他现在帐下听使唤，大请大受，怎敢恶了太尉?轻则便刺配了他，重则害了他性命。”奴才是说林冲领我家太尉俸禄，敢不言听计从?如有忤逆，或罚或杀，罪有应得任意处置。后面情节果真就印证了这点——即林冲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没有乖乖献上妻子已是忘恩负义十恶不赦。又有一语：“衙内且宽心，只在小人两个身上，好歹要共那人完聚;只除他自缢死了，便罢。”这是富、陆二人对可怜的林娘子命运的预言，最后也竟都一一应验。
于是高俅用林冲身为武将对宝刀的喜爱，把林冲引到了白虎堂，生生造出一场林冲刺杀太尉的大冤案。林冲大意了，他认为高俅身居高位不至于像高衙内一样下作。林冲是谁?《水浒传》中是这样写教头相貌：“那官人生的豹头环眼，燕领虎须，八尺长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纪。”“头戴一项青纱抓角儿头巾，脑后两个白玉園连珠鬓环。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腰系一条双搭尾龟背银带。穿一对磕瓜头朝样皂靴，手中执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明明是武将却俊雅文秀，相由心生，他心中只有国，也从未把自己视作高姓家奴。他武艺高强，后面与洪教头的较量中，“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这充分表现了他敏捷的身手以及精湛的武艺。后来入伙梁山时王伦也因为惧怕他的武力才想让他离开梁山——着实当得起八十万禁军教头之称!好一个国家栋梁!
此前是连“太尉又看承得好”的爱国臣子;此时，只要林冲与高俅发生利益冲突，高俅就会毫不纠结、毫不留情地干掉林冲——可见宋朝当时的朝局混乱，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民众是那个时代深受压迫的底层，没有安全。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水泊梁山也正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的遭遇不同，但统治者的无能才是根本原因。林冲代表着当时处于水火之中的百姓，而高俅则代表了当道的奸臣。这种时局必然把林冲逼上梁山。
所以，风雪山神庙出走是必然的。林冲在柴进大官人的庇护下，得到了一份轻松的工作，但陆谦等人还是并没有放过他——奉高俅之命来斩草除根了，准备用火烧死他。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也使他彻底绝望，亲手解决了三个仇人的性命，随后便上了梁山。
林冲对现实有了清晰的认识，在统治者不断的逼迫下，他对这些人产生了仇视。但是他的底色始终在。他结交天下豪杰，柴进、鲁智深等都是充满正义感的人;“量这一个泼男女，腌臜畜生，终做何用!众豪杰且请宽心。”他便水寨并火，义薄云天帮助晁盖等人夺下梁山。家破人亡，逼上梁山，遁入草莽，但他始终只选择“国”这一条路走，这也彻底激发出他忠义的性格。最终征方腊以死报国，是否竭忠尽力含笑九泉呢?
新时期以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日渐泛滥，文艺理论上许多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例如文艺本质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人性论问题，向内转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崛起的新潮问题等等；一时间种种错误言论，诸如“淡化政治”、“淡化生活”、“不屑于歌颂丰功伟绩”、“自我表现”、“反理性”……沉渣泛起。这些争论，这些泛滥的错误思潮，都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得出正确的认识，那么其他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过去文艺界在阶级性问题有过“左”的倾向，尤其受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产生过不良影响；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期间把阶级斗争弄到是非颠倒，歪曲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无论是“左”倾、也无论是林彪“四人帮”的恶意歪曲，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今天我们理解、认识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决不是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但是，这儿年文艺理论界似乎刘一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缄口不言，似乎一谈文艺阶级性即是“左”，即是“僵化”。如此，阶级性问题又似乎成了禁区，一个新的禁区。关于文艺的阶级性问题，从列宁，毛泽东到鲁迅，都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以为他们的论述是经典性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没有过时。这些我们就不必重复了。当今需要一认真探讨的，是如何看待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我们必须对此作出正面的回答。
经过40年的社会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是问题的又一个方面，是值得十分注意的方面。可是一段时期里这后一方面往往被一些人故意抹煞，把它“遗忘”了。直至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又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熄灭”、“还可能激化”并非一般说说，而是现实的存在。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新时期阶级斗争的表现方式和性质。应该看到，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采取和平演变、渗透、颠覆的斗争手段，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是新时期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它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社会主义文艺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怎么可能不具有阶级性呢?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文艺要超阶级依然只能像鲁迅先生嘲笑过的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仍然恰如用自己的手揪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当然是由现实社会阶级斗争的态势决定的；而社会主义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由意识形态的矛盾斗争的态势所决定。江泽民同志《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一文指出：改革开放，必然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乘隙而入。他又说：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更为突出。江泽民同志还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回顾新时期以来，关于“启蒙救亡双重变奏”、“主体性”，乃至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毛泽东思想，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什么“个人价值”、“自我表现”、“反理性”、“性解放”……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腐朽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价值观、文艺观，泛滥成灾，触目惊心的现象，这就是改革开放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态势。
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社会阶段里，必然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在生产资料变革基本解决之后，旧社会的遗留物还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留存有封建主义思想，殖民地社会思想意识，这些东西在一定的气候下也会沉渣泛起，泛滥成灾。如近年来，种种封建迷信意识“崛起”，什么风水、占卜、相术、择吉、巫术等等在一定气候下时兴起来。有些甚至打着学术性、科学性的招牌来搞封建迷信。又如，近年来“崇洋”意识之浓厚，令人膛目结舌。这些自然和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密切关系。
意识形态领域内这些复杂、尖锐的斗争矛盾的情状会较长时间存在，并且会在一定气候下变得剧烈起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这种矛盾和斗争对我们文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所说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行动。”我以为列宁的论述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特别是从当今国际上风云变幻的大背景来看，尤其是这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艺必然表现出一定的阶级性。在新时期里，党根据客观实际调整了文艺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就体现了新时期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态势的特点。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它给社会主义文艺作了质的规定。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说到：社会主义文艺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儿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这里指出的正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性问题。“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是列宁论述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所以，“二为”方向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表明了与资产阶级文艺根本对立的质的区别。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包含有具体的阶级内容，不是空洞的口号。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广大人民当家做主，构成了社会的统治力量，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阶级为社会的“主人”性质根本不同。我们的文艺既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就完全区别于那些为资本主义社会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艺。前些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一些“文化精英”认为“二为”方向是从外面加给文艺的，是对文艺的束缚，文艺要回到“自身”，必须“突破”“二为”；一些人则声称文艺就是贵族的，声称要做精神贵族。这种种谬论分明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属性，使它蜕变为资产阶级、贵族阶级的文艺。
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一些“文化精英”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歪曲为超阶级的口号，主张没有任何前提、没有阶级内容的“放”和“鸣”，实质上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双百”方针也是有明确的阶级内涵的，提出“双百”方针时，就提出了“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是前提，体现了“双百”方针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新时期里，“双百”方针是建立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的，这是前提条件。如果抽掉了“双百”方针的前提，就是抽掉了它的阶级属性，使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方针了。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巨是为文艺界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实践问题。如上所述，前些年文艺界内一些人提倡作家做精神贵族，认为文艺本来就是属于贵族的；倡导文艺与人民“离婚”，把自己放在高踞人民群众之上的位置，这就完全是违背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至于那些明目张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如《河殇》、《论毛泽东现象》之类，把社会主义社会写成“叫人无法忍受”的“腐朽而黑暗的存在”，煽动人们起来做“绝望的抗争”，正是代表着国内外敌对势力向我们进攻的东西，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代表。我们必须从这一角度去认识它们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