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杂文家对《中流》介绍台湾颜元叔的一篇文章，以及刊登这篇文章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反响的来信来稿，颇为悻悻然，撰写了文章予以抨击，或曰大张挞伐，大概亦即是杂文家们所爱说的“大批判”吧?!初看起来颇有点奇怪，继而仔细拜读杂文家的大作，并且重读了颜元叔的文章及有关的评论之后，似有所悟，产生一些联想，写下上面的题目，把管见书之于后，以就教于广大读者，并非专门作比较文学论文也。
杂文家把介绍颜元叔的文章称之为“引进”，用词本不大恰切，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比例错”了。盖“引进”者也，向“外”人“引”入之谓也；颜元叔先生，居于台湾，仍属我中国领土之内，是炎黄子孙之一分子，是固不必以“外”人视之也。当然，把介绍大陆之外的人、物、事称之为“引进”，作为“引进”的延伸亦无不可，沿用“引进”一词亦无碍，但不必作为讽刺词语用之。
盖改革开放时代“引进”乃正常现象，新时期以来，别人“引进”得还少么?!各种“主义”各种“依德”、“托夫”，“斯基”，洋洋洒洒，亦至于汗牛充栋矣!即以这位杂文家本人而论。不早就引进了一位“被捧得至高无上的”柏杨先生么?所以不应见别人引进就讽刺一番，自己引进就昂昂然而入。不要州官百姓分别对待才是。
不过，窃以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引进，与资金、技术、管理方法等不一样，亦应该有个区别。对于意识形态引进的意见，最恰当的莫过于迅翁的“拿来主义”。迅翁说得对极了：“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但拿来之后要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区别，也就是说要“占有、挑选”。迅翁在《拿来主义》中对鱼翅、鸦片、烟枪、烟灯、姨太太的区别对待，说得何等之好!“接受一切”是迅翁所反对的，这和“拿来主义”全然不同。
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应当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旋律。”“防止和抵制一切腐朽、颓废思想的侵蚀。”我以为意识形态的引进，应该以江泽民同志这个指示为衡量标尺，以确定我们应该引进些什么，不该引进些什么?那么，引进颜元叔违背了这支标尺吗?值得杂文家如此大动肝火，大张挞伐?只要不是像苏晓康之类那样的心肠，都会公正地看到，颜元叔的文章虽有过激偏颇之处，但确是一腔爱国热忱，从祖国这个“大集体”看问题，对建国以来的伟大成就充满自豪感，所以得到读者广泛的认同。从《中流》发表的读者的来信来稿中，都充溢着“爱我中华，壮我中华”的心声。说掀起“颜元叔热”我看是不妥当的，确切地说是掀起“爱我中华，壮我中华”的热潮，这才是事物的真相、本质。这完全符合我们社会主旋律的要求，请问：这有什么不好呢?
早些年杂文家们引进的另一位台湾作家柏杨，被杂文家们捧得比鲁迅还要高的柏杨，掀起的是一股什么热呢?可名之曰：“丑陋”热!什么事不顺心，就来一个“中国人就是丑陋”，一时间贬损民族自尊心的热潮，在一些青年学生当中确实是泛了好一阵子。这与爱国主义自然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是杂文家们引进的结果!这种“社会效益”与颜元叔文章的社会效益，究竟谁正谁负，我想，明眼人是一看便知的吧?!
故此，我以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引进一是要注意选择，二是要注意引导。切不可如迅翁所批评的“接受一切”，而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如果杂文家不以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为然，那么，听听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如何?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经济领域的引进和文化领域引进的不同：“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小平同志指出的文化领域引进的原则，符合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符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小平同志的指示我想杂文家是读过的，现在对颜元叔肯定社会主义祖国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的文章“大批判”，而对贬损民族自尊心的《丑陋的中国人》却在唱赞美诗，为什么呢?如果不嫌唐突，套用杂文家文章中的话来说，我颇怀疑他们是不是同意小平同志的指示和基本路线。当然，我并不愿这样做，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