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林涵表同志谈影片《新星》中李向南形象的文章(见《北京日报》4月26日)，觉得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权术”。我以为深入地研讨一下林涵表同志提出这个论题，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生活、反映生活乃至于党风的好转，都是十分有意义的，这就不仅是对《新星》评价的问题了。
林涵表同志认为把李向南和顾荣“都变成了可厌的权术者”是《新星》的缺陷，这样，就不能正确反映改革，而只能曲解改革。看来涵表同志在认识生活这一点上，未必有作家柯云路深刻。李向南我们留在下面再谈，先谈顾荣。我在看《新星》时有一个突出的感觉，《新星》的成功，不在于塑造了李向南，(李向南这个形象塑造有他的很大的缺陷，见下)而在于成功地塑造了顾荣这个形象。顾荣这个形象从一个重要方面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党风不正的表现形式。顾荣不动声色地在街头踱步，顾荣在“启发”“诱导”常委们对李向南的不满，顾荣在大会上的演说，顾荣对李向南的言外之意的威胁……作家是选择了多么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栩栩如生地刻画了顾荣这个形象，刻画了存在于我们党的干部队伍身上的恶劣风气—权术!据我孤陋寡闻，至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这么深刻地反映了这个问题。这种风气的发明专利不是属于我们的，它是中国漫长的封建官僚制度遗留下来的遗产!这正是顾荣形象深刻性之所在，他不但有浓重的现实感，而且有纵深的历史感。他是滋生在漫长的封建官僚制度废墟上的秽草，他所使用的这一套权术，就正是官僚制度的沉积物。权术之由来久矣，我们的老祖宗，先秦诸子百家中，有法家一派，这一派讲法、术、势。术，即是权术，法家的申不害，专讲权术，他主张君主要用权术去驾驭群臣，也就是用权谋机变之术去统治；到了韩非，则集法家大成，形成了法、术、势结合的一整套政治思想，韩非的法、术、势，实在是以术(权术)为中心的一整套统治思想。中国历史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些人的主张失败了，但却被反对他的人将其主张或明或暗地接过来加以运用。申不害被我们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斥之为“卑卑”者，卑劣的小人；韩非也被他的政敌杀害了。但是他们这一套统治术却被口称信奉儒家思想的历代统治者接受了下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为官之道就是权术之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华民国”时期的为官之道，亦是权术之道。这种历史的沉淀似乎没有经过过滤而留存了下来。顾荣，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典型，而不是主观地把他“变成了可厌的权术者”。作家看出了这个历史沉积不仅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且是阻挡历史前进者的“杀手铜”，不揭露它以引起人们认识它，共同起来消灭它，那么，历史要前进是困难的。这是作家柯云路认识的深刻之处，他给人们揭开这个历史沉淀物的丑恶，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应该说这是一帖有见识的箴言。常言道，作家首先应该是个思想家，斯言是也。我们在谈到这一点时应该感谢演员鲁非同志，他演得太好了，把这种瘤疾揭示得这么生动!
接下来，我想谈谈李向南。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是有他失误之处，但他的失误不在于描写他也弄了权术。他之所以弄权术，倒实在是现实使之然，反映了一种必然性。他一到古陵，就在顾荣所鼓起的权术汪洋包围之中。李向南要对付顾荣的权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应该指出，李向南之所以弄权术，是为了推行“法”，也就是说是为了推行改革；目的的正义性，也就减弱了手段的可“可仄”性，所以李向南在一般观众的眼中并不像涵表同志说的那么“可厌”。他在大会上针对顾荣的权术，“突然袭击”地掀起发难，这自然是权术，但观众却感到快意；撤换潘苟世，自然是弄了点权术，但这种干部不换行吗?诸如此类，观众自然感到高兴，也就不去深究他的手段了，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至于涵表同志批评李向南斗不赢便上中央找权力支持的做法，这也得分析。李向南这种做法也是我国现实当中的必然。现在所有的改革题材的作品都要这样写，似乎还少有例外。《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要不是有省委书记的支持他能行吗?《血，总是热的》中的改革之所以不能继续下去了，不正是由于没有得到上一级的支持吗?这是现实中的必然。其实，这种现实的必然，也是历史的沉积所形成。李向南的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法家那里叫做“势”，“势”又称为权势；搞改革没有势，没有权势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历史就是如此，譬如唐代的永贞革新，王叔文集团得到唐顺宗支持时，确实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一旦唐顺宗病了，宪宗上台，不支持改革，王叔文就只能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而赴贬所。王安石的改革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上马的，一旦失去了宋神宗的支持，也就失败了。诸如此类，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举不胜举。所以韩非子曾经说：“有才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要“抱法处势，则治”。改革的人要有革新的“法”，又要处于权势的地位，才能够成功；没有势，即使是贤人，也斗不过小人。这种历史的沉积，造成了现实中这种必然。这种必然，只有在全而改革取得胜利之后的某个历史阶段才会完全丧失。作家柯云路不知道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的描写是符合现实的，李向南要胜利也只有觅“势”的支持，包括在《新星》里没有出现的省委书记顾恒的支持。这一点，顾荣也是十分清楚的，他本来很不愿意把前几年古陵的成绩，算到已经升任地委书记的前任郑达理身上的，但为了求得“权势”者的支持，他也就违心地这样去做了。可见“势”这个沉积物在现实中是何等重要。这样李向南上中央找“权力支持”也就不值得指责了，这也是我们的党章、法律上规定了的。
我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而在封建社会之后又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封建社会的种种历史沉积物是颇不少的。这种种封建社会的历史沉积，在建国以来也没有好好地打扫过，它就必然会在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生活等等潜移默化滋生起来。现在我们要进行改革了，它们就将成为改革的各种形态的绊脚石出现。我们的作家在反映改革进程时必然会碰到它们，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在观察生活时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反映出这样的现实。我想，这应该成为作家的历史使命。
那么，李向南这个形象在塑造上有什么问题呢?首先是这个形象生活不足，成为了理念的化身。我们只要将李向南和顾荣对比一下就会很清楚。李向南这个人物，除了他爱情生活的描写上有不少成功的艺术细节之外，在政治的斗争方面这个人物是很少成功的细节的。譬如李向南和林虹、李向南和顾小莉之间的交往，作者都选择了一些可以称道的细节，这对于表现李向南一个方面的性格及内心描写是有作用的。但是，在和顾荣的矛盾冲突中，请恕我妄说，作家并没有找到多少成功的细节来塑造人物，我们只看到李向南就是开了几个现场会；现场会上，他就是演说；而几个地方的演说，都是同样的腔调，演员周里京表演也平板了些，没有看到他内心激起的波澜。而在顾荣的塑造中，作者是多么成功地运用了丰富的艺术细节来描绘啊!此外，再加上出色的旁白，顾荣是写活了。我想，李向南之所以成为理念的化身，并不是由于作家的艺术功力不够，而是生活不够。能否作这样的臆测，顾荣是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着的人物，作家柯云路对他十分熟悉，写起来就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而李向南政治斗争这方面，只存在于作家的理想之中，或者说只是遥远天边上的一颗“星”，只是闪了一下，而不存在于作家所经历过的生活里。当然，这只是根据作品的艺术效果而作的逆向推理。实际情况如何，只有作家才清楚。不过现实当中据笔者孤陋寡闻所见，像李向南这样的县委书记，实在很少，用一句辛弃疾的词来形容，那大概只是“七八颗星天外”，寥若晨星吧！这样，作家就只能按照他理想中的人物来塑造了，难免要缺少生活。话又说回来，作家努力去塑造刚刚出现在天边地平线上的“新星”，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其次，按作家的描写，虽然作家把李向南作为理想的人物来描写，但他依然是一个有许多缺点的人物，当然，也不应该把这他写成一个完人、圣人。现在问题就出在作家把李向南当作完人、圣人、救世主来歌颂了，这不仅不能帮助人物塑造，反而损害了人物的塑造，而且从中我们也感到了作家思想境界的弱点。譬如说那首主题歌听起来就很别扭，“新星啊新星，那样明亮，那样晶莹……照耀大地无限光明。”能照耀大地无限光明的星，带来温暖的星，只有太阳了，应该是大救星了。这就完全损害了李向南的形象，也反映了作者思想和艺术的局限、弱点。其他一些旁白，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有救世主思想，不应该是清官主义者，即使目前群众还希望有救世主、清官，但作为作家(也是思想家)就应该站得高一些。所谓反映现实又高于现实，这应当是值得作家们考虑的。
本来《新星》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议一议的，但再议，文章就会太长了。以后有机会再议吧。我现在写着写着的时候已经有个预感，这篇文章可能不一定能刊登。不过既然写了，就还是打算寄出吧。如果文章涉及的《北京日报》不肯登载，那就再向别的报刊试试。这些意见我还是想发表发表，讨论一下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