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之后凋”，这是我读石菲(史莽)同志《文坛边上之思索》系列杂文时突出的感受。现在，经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这些杂文以《苦斗集》的书名结集出版了(浙江文艺出版社)。重读这些杂文，倍感亲切。
我和史莽同志结识于“琢州会议”，共同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把我们连在一起，成了忘年交。他是抗战演剧队一队(后改四队)的队员，是文艺界的老前辈。当我知道他的经历后，对他的杂文写作，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意中。感到意外者，是史莽同志已近古稀之年，但他文思敏捷，及时地对文艺界、对现实的一些问题作出反应，令人诧异；感到又在意中者，因为史莽同志是老演剧队员、文艺战线的老战士，杂文所表现出来的战斗者的风格，实属必然、自然，是战斗者所应有本色。我觉得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斗争中，这种战斗者的风格，是十分宝贵的；我们需要这种战斗者的风格。
史莽同志的杂文不是那些什么恬适任情的“小摆设”，而完全是为了战斗而写作的，目的十分明确。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当一些错误观念汹涌而来时，史莽同志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一个老战士的身份，挺身而出，搏击风浪，毫不含糊地向形形色色的错误、向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投出了锋利的匕首、投枪。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的。众所周知，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平息之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是很困难的；它必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甚至连发表文章的机会也找不到。因为那时候很多阵地都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在困境中苦斗”，把书名定为《苦斗集》，确是反映了前几年实际的情况。然而，正是由于这样，这种战斗精神才更使人敬佩。
史莽同志以战斗者的锐利目光，关注着现实生活，敏感地抓住一些问题，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挥洒成文。这种对现实矛盾的敏感性，从另一个方面体现着《苦斗集》的战斗风格。史莽同志视野广阔，既关注着文坛上的种种弊端，也关注着社会生活的种种问题。诸如“现代艺术”、“反理性”、“文艺商品化”、“全民忏悔”、“蛇口风波”等等，都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抨击。鲁迅先生曾说：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予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时候，也迫切需要这样的战斗。《苦斗集》中文章的发表，在当时也是起着及时抗争的作用。资产阶级自由化及错误思潮潮水般涌来的时候，种种奇谈怪论充斥于我们的刊物和现实生活中，那时多么需要及时反响、抗争的文章。史莽同志这些文章在《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发表的时候，那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使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着战斗。鲁迅先生曰：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憎。史莽同志的文章反对什么，赞同什么绝不含糊。史莽同志有贬锢疾不留情面的精神。例如，关于“蛇口风波”，当时是一边倒的叫好声，甚至连一些最重要的报刊发表的报道，都倾向于一边。但史莽同志却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个“风波”与社会主义思想方向背离的本质。又例如有文章歪曲了鲁迅与冯雪峰同志的关系，史莽同志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以丰富的史料为根据，有理有据地予以严肃驳正。读史莽同志这些旗帜鲜明的文章，总有一种心舒气顺的感受。
史莽同志是研究鲁迅的专家，鲁迅先生的杂文尖锐泼辣，犀利幽默，史莽同志在鲁迅杂文中吸取了艺术营养。《苦斗集》的文章，深得鲁迅杂文犀利泼辣的特色，但由于时代不同，史莽同志的杂文又和鲁迅杂文不完全一样。鲁迅先生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有时出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必须使战斗性包容在含蓄曲笔之中；而史莽同志的杂文语言更加平实流畅，少用曲笔。这是由于时代不同、斗争的需要，也是史莽同志杂文的艺术风格。这种杂文的艺术风格也给当今杂文创作者以启迪。前些年有些杂文作者以杂文宣泄一种不健康的情绪，而某些评论家却给以鼓吹、提倡，是很不应该的；应该提倡的倒是幽默活泼、襟怀坦荡的杂文。
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思想文化战线经过整顿，基本上扭转了那种“九十九家齐声放，只有马列不许鸣”的局面。但是国际上风云变幻，苏联东欧出现急遴变化，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一文中指出的：“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更为突出。”这是非常正确的、深刻的估计。理论思想战线的正本清源远未大功告成，“战斗正未有穷期”。祝愿文艺战线老战士史莽同志，在思想文化阵地上战斗不息，写出更多富有战斗风格的杂文。我们的时代太需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战斗风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