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附中，汪老师从古路坝到城固东关，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教我们语文，一直担任级导师。我的语文毫不含糊地说，是在汪老师的指点下打下了一定基础;而且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思考问题，这对我一生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很宝贵的。汪伯烈老师是我的恩师。自附中西迁兰州之后再未见过面，常常思念着，也向人探询过，但始终未得要领。感谢赵慈庚老师的文章《如癫似狂的大夫—汪伯烈》，强烈地激起了我对汪老师怀念之情。
记得在古路坝曾举行过一次全校性班际讲演比赛。我们班会说普通话的、比较活跃的大有人在，可初一乙班把我这个“土包子”推了出来。我十分惊惧，非常怯阵，再三推辞，均遭劝阻。
“语和文是分不开的。先有语，后有文，讲话是首要的。什么都有个第一次，这是锻炼，锻炼、锻炼就行了。”
“可是这是比赛，得不到名次，多丢人，而且影响班集体……”
“我们着眼于培养和锻炼。名次是要排的，‘第一’有，‘第末’也一定有嘛!要尽心尽力去做，记住:敢于登台就是胜利!”
汪老师一边劝导，一边代我选题改稿，把我约到山边地坎空旷之处去练习，面对坎边的高粱和一洼洼包谷苗，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听众，大胆地讲。过几天你上台去讲，面对你的听众，就是这些包谷、高粱……”
这办法也真灵，我终于背熟了“台词”，比赛那天，我脸未红心未跳，上台了，还生硬地用了几个手势。比赛的结果就不用汇报了。我了解到汪老师的良苦用心，他是在培养锻炼本地人——“土包子总不能老是土包子呀!”
真没想到教书成了我终身职业，汪老师这些方法差不多我都用上了，用于我自己，也用于开导我的学生，感谢您啊!我的恩师!
汪老师教语文，不但着重内容、篇章、结构的分析，对一些句子也作句法分析，划表划线，讲层次和结构，还宣传讲解注音符号，自称“黎汪学派”(黎:黎锦熙，汪:汪震)，有些同学对有些字读不准，分辨不清。汪老师往往又是张嘴巴指舌头，又是抬舌根捏鼻子，让人听声辨音，还一个个亲自查看，费尽心力。
50年代中期，一度文学、汉语分科教学，语文教师对汉语，特别对拼音字母多不熟悉，一时我成了专职汉语教师，有一期我竟教了12个班级的汉语。在1956年，重庆曾集中全市中小学语文教师于沙坪坝南开中学，学习拼音推广普通话，我被聘为讲师;前几年还在大学任教《现代汉语》。我对人说，我的知识基础是在附中打的，这话出自内心，我想起了附中的教师，也想起了我的恩师汪伯烈。
汪老师曾借一次班级活动，邀请教生物的王老师给我们班(都是男同学)做过一次性生理讲座，揭开了许多人体秘密。敢于冲破“性的禁区”，这在当时的中学，实在是一种创举。
附中迁到关帝庙，记得有一次搞文艺会演，汪老师曾编导过一出短剧，剧名剧情记不清了，结尾部分轰出一群魔鬼。我颇为惊诧，事后询问汪老师:“现在是破除迷信，您怎么搞起妖魔鬼怪来了?”汪老师一听很生气:“啊——!这是搞迷信吗?幼稚，幼稚!你懂得什么叫‘寓意’吗?寓意就是深刻的社会含意!社会就是个大舞台，懂吗?现在虎狼当道，群魔乱舞，不是现实吗?”我听了恍然大悟，“噢!”了一声，鞠了一躬，急急告退。
汪老师曾在城固南大街一中药房恒茂堂挂牌行医，脉资不定，对贫苦者分文不取，并以患者来就诊，引以为荣。一次我父亲患病，汪老师知道了，亲到舍下诊脉，开了一方，让去抓药即服，说，明日保证见好。但因“滑石”剂量太大，未敢服用。次日汪主动又来复诊，一把脉，很生气:“啊——!昨天的药未服、未服!服了脉象不会这样。”又开一方，说:“快去抓，服晚了会更加重的……”同学们有病，他也常常开方给药。汪老师这种热情主动救死扶伤的精神十分令人敬佩!
汪老师曾养一只狗，也有一番养狗论:养狗最划算。狗不讲吃，不要穿，无好逸恶劳之习，无贪图享受之欲，日为门卫，夜是岗警。特别对单身汉，那是最佳的忠实伙伴。有时尾随相从，有时居家守舍，听从主使，毫无怨言。
汪老师，雨天戴斗笠，晴天用草帽，从不使用伞。他说，一个人只有两只手，打了伞就占去一半，很不合算。汪老师对农民雨天戴斗笠披蓑衣进行操作，十分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