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牛俊菩，1942年12月20日出生于张山子镇梁庄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1962年枣庄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张山子去教学。我教过一、三年级和二、四年级的复式班，教过五年级和六年级。当时还多少带有一点稚气的我。不论教哪个班级，都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因为我打从内心里热爱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时正是我年富力强的时候。我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人教书育人的光荣事业。清晨，起床的铃声刚响，我便出现在学生宿舍，督促学生起床上操;晨读课，我巡回在教室指导学生朗读、预习;课外活动，我带领学生锻炼身体;劳动课，我身先士卒，披荆斩棘;晚自习，我盯在教室内检查学生的各科作业完成情况;熄灯铃响后，我又到学生的宿舍里去查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就是这样默默地做着这些平凡而又神圣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履行着一位人民教师应尽的职责。
当我们民族和祖国的巨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航行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年龄已过半百，教龄也已超过了30年。
30余年的教学生涯，丰富的教学实践，开阔了我的知识视野。我充分地认识到，要把满腔的挚爱贡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给可爱的萃荃学子，不仅需要“教书匠”，更需要加强教育、教学的理论研究。我决心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自己写书，给可爱的萃萃学子提供精神食粮。为此，自1993年以来，我牺牲寒署假和所有的双休日，陆续完成了以下著述。
针对社会道德滑坡现象，我主张汲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在校中小学生进行品德教育，使他们从小就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我先后编写了传统《三字经简释》和《新编三字经译注》，通过省师范教育学会鉴定，并获山东省德育教育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小学作文教学一直是我区语文教学中的薄弱环节，为提高作文教学质量，我主持选编了台儿庄区小学生模范作文选《童苑奇葩》和中学生优秀习作《芳林新叶》，成书后，在全区13所中学和上百所小学风靡一时。
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健康，这是忠实于祖国教育事业的语文教师的最大心愿。我广泛地搜集材料，细心地核对、校正，编写了《字音辨误举隅》，该书通过了枣庄市语言学会鉴定，并被评为语言学专著二等奖。
长期以来，文言文教学质量低是困扰语文教学的一大难题，我深感编写文言文基础工具书对指导学生学好文言文的重要作用，并立即付诸行动。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的呕心沥血，《基础文言文参考精要》、《职业中专古诗文详解》问世。这两本书受到枣庄师专中文系鲍延毅教授和董业明主任的高度评价，同时，为学生提供了质量较高的自学用书，中学语文界同仁也一致认为它是同类书中最有价值的一种。
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身体，以至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我常常感到胸部疼痛，夜不能寐。一次，我给马广久说:“我觉得我可能要得癌症。”马广久说:“那你赶快去医院检查。”我说:“我怕一旦检查出癌症，我的精神就会崩溃，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因当时我正在编写有益于教育和教学的书稿—《毛泽东诗词译注简析》，还有1/6的内容没有完成。1997年署假后开学，刘翠良主任给我说:“老头儿，想给你加几节课。”我说:“我的胸部疼，如果是好治的病，加18节都接受，如果是要死的病，那就很难从命了。”说实在的，我是多么地不想离开课堂，又是多么地不想离开可爱的学生。
在学校领导的多次催促下，我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诊断结果是:食管癌中晚期!周围的人都被这一诊断结果惊呆了，然而我却连自己也没有想到，我能那样地镇静，我的精神居然丝毫也没有崩溃。
在实施大手术的头一天，我给我的领导及同事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们:身患低分化鳞状细胞食管癌，正在接受着死神挑战的牛俊菩向关心我的领导和老师们问好。我要向同志们汇报一下我的思想，当这封信完成的时候，我就要全力以赴地去迎战死神了……以上说的都是死，下面该说说活了。但在说活的过程中仍然还会提到死，这不用奇怪，因为生和死本来挨得极近，再说，也不用回避意外的发生。先说我想活下去的目的:1.我想对得起所有不希望我死的人;2.我想给所有的癌症病患者做个榜样，死神是可以战胜的;3.我仍然想为伟大祖国的教育事业做贡献。”
手术以后的第三天，学校胡书记与颜校长到北京医院看望我。我眼含着热泪向两位领导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教了35年的书，还没教够，好了之后，还要重返教育战线，干到国家规定我应该退休的年龄。”就在我住院治疗的两个月里，凭着坚强的意志，凭着我对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与赤胆忠心，在病床上又完成了19.5万字关于教材建设方面的书稿。
1998年春节后开学伊始，我又重新回到了三尺讲台。我要把自己的余热献给我最热爱的教育事业，献给我最热爱的学生，以实现我“生命不息，耕耘不止”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