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之缔造者,"诗圣“之盛誉者,人间之惆怅客——尔为杜甫也。
其博心,海容天下之物集;其虚心,兼受天下之善恶;其静心,通晓天下之事果;其潜心,擅观天下之理法;其定心,躬明黎明之疾苦。
瑟风吹缟帐,孤月照丹笙。途坎频失意,历祸愁别离。陶渊明有悠然采菊的终南山可归,白居易有烟霞往返的龙门香山可隐,王维有桂香零落的辋川山水可游,李商隐亦有巴山夜雨的归期等待。而你,惟有流离身影稀稀绰绰,殊不知何处才是归处?何时才是归时?
汝于苦难中涵养的心性,犹如银器中溢盛的馨雪,玉钵中储存的晶露,在凄凄凉凉里仍旧澄澄澈澈。身感黎明之苦,叹惋凡俗之艰的情怀;沉郁顿挫赋于诗,现实主义抒于情的超然;更有”本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怜惜造就了臻于至美至善至博至谨的你,一个逸舞飘飒,意兴翩跹的人间惆怅客。
万空长里踏骐骥,推烟近月诗横溢。吾心深有一人,名唤——杜甫。其可乃亦郁亦扬,于浩瀚人世之间,为璀璨惊目一烁星,一惆怅客也!
诗史数千言,秋天一鹄先生骨;
草堂三五里,春水群鸥野老心。
——颂杜甫
赞颂诗圣杜甫的,他的诗被人们称为“诗史”,意思就是他的诗很多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好像史书一样。
杜甫因为三吏三别故号称“诗史”,曾客居成都浣花溪边草堂,又自号“少陵野老”。此联三处用典。
这是刘咸荥题于四川省成都浣花溪杜甫草堂的对联。描写的是唐朝的杜甫。作者是民国时期刘咸荥。
刘咸荥(1858-1949),字豫波。成都双流人,室名静娱(豫)楼。蜀中名宿刘止唐孙、刘桂文子。清光绪二十三年拔贡,曾任内阁中书。精诗文,书法遒劲飘逸,学黄庭坚。与其弟弟刘咸炘、刘咸焌并称为“双流三刘”。刘咸荥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今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及峨眉山风景名胜,存有刘咸荥墨迹。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老”、“杜陵”、“杜少陵”等,河南郑州巩义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著名的“诗圣”,世界文化名人。
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备受推崇。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之。
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鲁迅认为,杂文虽然“不敢说是诗史”,但它“有着时代的眉目”,是时代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杂文应该“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终其一生写的数百篇杂文中,篇篇无不针对腐朽反动的旧制度、旧人物、旧事物,上自最高反动统治者,下及他们豢养的文探、叭儿,外自侵略强盗,内迄人面畜类,都是他鞭挞指斥的对象。杂文的这种战斗功能使它和社会现实的脉搏息息相通、一起跳动,每当社会斗争发生急剧变化,杂文总是率先出现,以最快捷的速度,最鲜明的风格,提纲切要地表达人们的思想和意见,揭示和推进事物发展的进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各类报刊上出现的大量战斗性很强的杂文,正是杂文战斗性职能的充分体现。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后,杂文又是冲锋在前,对于排除封闭、僵化、保守、落后的旧思想、旧观念,起到有目共睹的积极作用;而对于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杂文又总是最敏锐地发现,并最先予以针贬。比如对于主张“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对于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和经济领域里的犯罪行为,杂文都先于其他文休最早给以笔伐。可以说,杂文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总是得风气之先而冲锋陷阵、大呼猛进的。我们了解了杂文的这一特征,就要自觉地运用杂文武器,为我们现实的斗争服务,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譬如,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一切妨碍、迟滞、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杂文针贬批判的对象;同时,一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好人、好事、好思想、好作风,又都是杂文讴歌褒扬的对象。我们要坚持改革前进,就要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不能因循守旧。对旧事物的针贬批判和对新事物的讴歌褒扬,同是杂文战斗性的标志。
当然,杂文除了战斗功能、批判功能,也有文化功能、教育功能,还可发挥信息功能、审美功能,但最本质、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战斗功能。
李隆基眼力非凡,识得李白的“非廊庙器”,任他“长安市上酒家眠”,也任他“五嗦出西京”,就是不肯给他个像样的官做,更不会招聘他当宰相。这件事,李隆基干得不算差。平心而论,他对待李白,也还过得去。我弄不明白的是当时怎么会有那许多人偏跟李白做“对头星”。有杜甫怀念他的诗为证:“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皆欲杀”,换成“文革”的语言,就叫做“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一个醉醺醺的李白,怎会激起如此强烈而广泛的义愤?如果嫌他喝得太多,只要不因醉而违犯“社会治安条例”,那基本上还属于他夫人管辖范围的事。当然,他的毛病确实不少,游山玩水、行侠、求仙、押妓、炼丹,等等。这些事,达官贵人们干得,李白又有何不可?最不可饶恕的也许是他的从永王磷起兵勤王,李白为此在诗中曾有所声辩,应当被视为已经说清楚了,“世人”又何必硬揪住他不放呢?因而我怀疑杜甫关于“世人皆欲杀”的说法,是否为突出他的“吾意独怜才”之心而故意作出的夸大其词的反衬?
现在细按《日出入行》的文意,对于澄清我的这个疑问,似乎窥见一点儿端倪了。
我想,李白肯定上了庄子那个古怪老头儿的当,庄子老喜欢拿自然现象跟人事现象对号挂钩。比如,他的太太死了,开始,他也像常人一样的伤心难过,继而想到,太太未生之先并无她这样一个生命,如今死了,又回到无她这样一个生命的原先状态,这变化,就像春夏秋冬的运行流转似的,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若为这自然而然的事情的到来而号吻悲哭,那岂非违背情理?于是他在自家门前,蹲成个簸箕式,敲着瓦盆儿,高高兴兴地唱起歌来。《庄子》书中的这段记载,肯定打动过李白,请看前面那首《日出入行》的这几句:
草不谢荣于春风,
木不怨落于秋天。
谁挥鞭策驱四运?
万物兴歇皆自然。
流动在李白这诗的韵律之中的思想感情,不完全像流动在庄子的血管里的血吗?问题就出在“不谢荣”、“不怨落”这上头。这本来并非毫无道理。风,吹到春季,自要变为春风的,春风吹了,草自要碧如柔丝的。难道春草是为了奉迎春风的意旨而绿的吗?春与风,风与草,草与绿,亦不过各行其是,各自顺乎其自然之理。它们根本无从意识到何谓主,何谓客;何谓授,何谓受。所以“不谢荣“亦“不怨落”,本是天经地义,无可指摘。然而这番话,只宜藏在心里,心中有数就是了,万万不宜说出,因为一说出来,就产生社会效果。在社会上说什么“不谢荣”、“不怨落”,不就是提倡“不感恩”、“不戴德”吗?庄子“箕踞鼓盆而歌”,那还只是忘情于他的太太。李白这人,全身心都被酒浸透了,他实行起庄子的这一套,可没得个“政策界限”。只看他跳到水里去捉月亮公公那一出,便可断定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的推想,在他一生中,肯定干出了许多许多不知“感恩戴德”的事儿。“木不怨落于秋天”,以“秋天”自居者,本来就认为你不该有什么“怨落”之感,也许倒没什么;但“草不谢荣于春天”,以“春风”自居者,怎容得你“不谢荣”呢?哪个又不乐于以染绿了小草的“春风”自居呢?由此看来,杜甫关于季白的那句诗:“世人皆欲杀”,未必是“无影造西厢”,我倒相信是如实反映了情况,不愧为“诗史”—诗之史笔!今可例古,甚至到了今天,李白而后又经历了一千数百余年,当老百姓的仍然要以“感恩戴德”,作为获得安全感的主要手段。当然,老百姓因此却也获得了“忠厚”、“老实”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