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汪川正街上，寻找四十年前的记忆，但大都物是人非。
从上街走到下街，又从下街走到上街，我几乎都不认识了，乡政府、卫生院、供销社的平房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漂亮的楼房。人们常说“吃死的粮站，富死的商店”，优越性不言而喻。供销社大家称它为“商店”，在计划经济年代，货物紧缺，日常用的煤油、火柴等都是定量供应，商店里有个工作的亲戚，那是得天独厚的人脉。姐姐就是汪川“商店里”的人，凭借这个硬当当的关系，平价煤油、柴油我和我的同学用得不在少数，因为做饭用的煤油炉要用这两种油做燃料。粮站虽然变成商贸市场，但里面空荡荡的，闲置的交易大棚和柜台，立在那里有点孤独，大铁门上的招牌字也掉得七零八落，一副破败不堪的景象。站在粮站的原址，忽然想起当年这里发生的“我爸是李刚”的事——有个在中学念书的粮站职工的儿子，自觉高人一等，恁说一位来交粮农民挡住了他出入的路，呵斥的过程中一顿拳脚，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看人家是“粮站的人”，只能忍气吞声，在场的人都被这位公子哥的反常举动惊得目瞪口呆！那天我不知什么原因也正好在粮站，目睹了这突如其来的全过程。我至今都没忘记他的名字。他非常歹毒地对待弱势群体的那一幕刻骨铭心，超乎常人的思维……
街上的一切都变了，只有几条通向大城上的小路，我还依稀记得它的位置！
穿行在汪川街上，当天尽管是逢集日，也显得冷冷清清，原来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叫卖声此起彼伏的场景荡然无存。汪务本老人家的压面机到哪里去了？汪利娃家的缝纫机可能都成文物了.中街里由“长儿大”掌勺的公共食堂其实早已关门了，但那豆腐洋芋豆角烩成的臊子面依然能闻到余香；“际平大”的卫生室虽然被其他铺子取代了，但长年累月沉淀的药味儿依然能闻到——特别而淡淡的气味；“得时儿”站在铺子里说话的大嗓门好像是在吵架，大老远都能听见，有时吓得连他老父亲都不敢言传；浩然家的醋曾经香遍整个汪川，让人一想起就酸得满地找牙；汪铎老人在舞台上的扮相依然记忆犹新，浑厚纯正的秦腔还在舞台的上空回荡，他老人家是汪川街上少有的能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是他的书画作品，除了马孟能和他一拼，在方廓周原还没人能和他比……
下街里铺面大多数是锁子看门，仅有的几个开门的铺面，店主像没事人一样，无精打采地蹲在门口抽着烟哄孙子，偶尔也看看货再瞅瞅街；倒是上街里几堆“掀牛九”的人，给这个昔日很有名的集镇，才增添了一点点难得的热闹。据知情人讲：现在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务工，物流很便捷，网购也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多数人都会选择。街上的买卖很萧条，卖货的人有时比买货的还多。原来下街里、上街里的热闹场面其实不相上下，但现在就截然不同了，上街里较为繁华，下街里就格外冷清；外观上感觉上街里是欧洲，下街里像非洲。
站在镇政府门前，寻找那个最具吸引力的电影院，居然连影子都没了！时光倒流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娱乐场所较少，乡政府北面的电影院就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但每场每人要一毛钱。怎么才能混进去看场电影呢？我们“风华正茂”的一群少年绞尽脑汁，点子也想了不少，但比不上孙同学的“歪”，他比我们大几岁，经多见广，心灵手巧，照着电影票的样子画的“票”最像，也最有效，能够以假乱真，在影院门口昏暗的灯光下，凭借逼真的假电影票，他常常会带着我们在晚自习中途溜出去看一场，过一下看电影的隐。特别是武打片《少林寺》上映的时候，我们拿着假票不知反反复复混进去看了多少场，竟然还毫无廉耻地成为课余时间骄傲的谈资！瓦罐不离井口破，只要你来的次数多。这样的情况很快就被“把门的”老成发现了，几次被他抓了现行，好在我们当时都年龄较小，而且是成群去的，在和他“据理力争”的过程中，自知理亏，趁他不留神就挣脱溜了。值得庆幸的是“以假乱真”看电影的事，没有在学校造成坏的影响，只是同学们私下里偶尔在谈论。
不知不觉我来到了同学开的诊所，他是位忠实可靠的“赤脚医生”，前来求医问药的“粉丝”还真不少，要不是他爱人帮忙取药，他一个人还真应付不过来。同学还肩负着防疫的重任，一天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吃饭都由家里送。他给我用一次性杯子泡了杯“铁观音”，我们见缝插针的话题就自然转到了疫情、转到了汪川镇预防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