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论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是当今西方话语中一个主要的关键词之一。极端主义这个说法在最近几十年间才渐渐流行起来。它真正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流行词汇，更是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这个似乎被专门用作指称穆斯林恐怖主义的名词，起源于美国，是一些进行国际政治学研究与预测的专家的“版权”所有。
我们这样一个从来不知道极端主义为何物的国家，对这样的语言现象感觉比较迟钝。而实际上，这个词汇的出现，当时就预示着天下将不太平。更为实质性的是，我们不妨想象，使用这个词汇对国际政治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的西方学者们，一定充分了解这个词汇的所有背后的含义。
极端主义的思维，可以说是极端混乱。当今世界的混乱现实，就是极端主义混乱思维的具体展现。
一个十分古老的真理是：你的作用力多大，你得到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大。
我们由此意识到，极端主义并非当代极端主义分子们的创新物品。
端主义的起源
三千七百年前，阿拉伯半岛上有一支部落叫希伯来人，他们似乎生来不太合群，所以总是受到周围其他部落的欺负；或者，也许因为他们的忍耐力较弱，他们的生活显得特别艰难。希伯来人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摆脱痛苦的办法。那时，全世界的人们都是原始巫教的信奉者。所谓原始巫教就是自然神教，又称多神教。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在现实世界的后面有着另一个世界，神灵们以某种难于察觉的方式影响着这个世界中的生活。人们通过巫教崇拜同自然环境打交道，建立起自己多姿多彩的生活。现在，为了摆脱别人的欺负和自己痛苦的生活，希伯来人决定跟神灵世界来一次交往关系上的革命。他们在众神之中选择了一位凶狠的战神，以这位战神专门的保护为条件，决心只认这位战神为唯一的神，而把其他所有的神灵统统抛弃。这个神就是耶和华。这个部落就是后来的犹太人。他们的约定也就成为空前绝后的人神之间的一个合同。从此，这个世界上就有了第一个人造的一神教，犹太教。而我们直到现在，也终于意识到，犹太教的诞生，就是宗教极端主义的起源。
极端主义的特征
从犹太教的创造中，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人貌似在极端痛苦之中作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而这个极端的创造物犹太教，同周围与众神共舞的邻居部落是格格不入的。本来，这个世界充满了信仰自由的人类，每个部落每个人都可以在特定的时候选择自己所信赖的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进行沟通交流、寻求帮助。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神同盟，排斥其他人、其他神，还声称自己部落超人一等，要充当救世军。这就是极端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在极端的条件下、作出极端的选择、进而设定极端的目标。极端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以排他为前提的人神共谋共犯——信仰的垄断与崇拜的独占。但这种垄断与独占的排他性本质，把人神同盟的签约两方都置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必然导致天怒人怨。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犹太民族继续遭受着他本想一举摆脱的困境。然而，三千多年的悲苦遭遇并不足以使这个古老民族闭门反思自己的过错。相反，他不断地以其他理由为自己的苦难做解释，以极端主义方案来解决他所遇到的难题，以至于他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极端主义的漩涡中越陷越深，不可自拔。看现今的以色列国，它可以说是生存于一个被仇恨与愤怒包围、稍有不慎即有灭顶之灾的火药桶中。这是一个典型的极端主义环境。千百年来，犹太人的总的生存环境无出其右。这就是极端主义的第三个特征。第四个一神教的极端主义特征，是那位唯一的神超越了自然神的性质，成了自然的创造者。就是说，犹太民族由于自己对自然的无力把握，创造出来一个可以掌控自然的神，把自己的意愿通过这位唯一的神实现对自然的统治。这样的造物主安排，实际上并不解决问题，所以一神教又给自己也给世界添了许多烦恼。
极端主义的蔓延
奇怪的是，一个当初看上去并不巨大的犹太错误——仅仅是为了改善生活而采取的一个极端主义措施，后来竟然膨胀蔓延，泛滥到全世界，造成人类的普遍灾难，至今难以纠正。一千两百年后，犹太教在罗马帝国心脏地区演变出基督教。这是第二个一神教。——请注意，连同后来的第三个一神教伊斯兰教，世界上全部三个一神教，其实都发端于同一个人神合同。这是一神教的最大最显著的特征。我们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三个一神教只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神教。如果说犹太教只是犹太人的宗教，那么，基督教就只是罗马帝国的穷人的宗教。而伊斯兰教，则是范围更加广大的饱受基督教欧洲压迫的阿拉伯穷苦人民乃至其他民族穷人的宗教。由于穷人在任何时候都占有人口的绝大多数，也由于罗马帝国末年统治衰弱，基督教在往后数百年间如燎原之火，烧到了整个欧洲。
同老巫教相比，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只有一个无可选择的全能之神。作为权力无边的唯一的神，用西方话语的民主话语来说，那就是一个专制独裁的统治者。毫无疑问，一神教的初始使命实际上就是政治党派的任务——它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利益集团，同其他利益集团争权夺利，而同纯粹的人的信仰无关。很显然，无论是基督教的自身内部还是其外部的发展历史都能充分证明这一点。罗马帝国后期，由于基督教所代表的多数人利益同贵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政治冲突，导致欧洲古代史上的绵延不绝的战争拉开了序幕。而基督教对于自己的老对手、它脱胎而来的老巫教，也是痛下杀手，残酷血腥，毫不手软。整个中世纪，惨死于基督教之手的老巫教人士，绝大部分为柔弱的女人，数以百万计。罗马帝国之后，基督教在欧洲建立了教会专制，极端压抑人性，把欧洲百姓变作它的农奴。但是，所谓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基督教统治的狭隘与苛政，使历史走向反面，以个人主义个人世俗快乐幸福为最高诉求的“文艺复兴”运动，翻开了极端主义发展的新一页。严酷的神性和神治，激发了人性的反抗。“文艺复兴”运动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与独裁复兴，基督教却逐步走向衰落，好像是一个新时代！然而，文艺复兴所激发的人性却恰恰是另一个极端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个人主义旗帜下的个人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极端张扬的个性解放，乃至接近于狼性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历史似乎为极端主义打开了又一路绿灯，让它可以横冲直撞为所欲为。这是一个极端主义发展史上的新阶段：极端主义对极端主义。
文艺复兴所开启的个人主义狼性大解放，戏剧性地导致了一系列后果：重商主义以及物质金钱在个人手中的积累发展出资本与高利贷；科学技术的普遍发展应用并以此帮助个人利益的扩张；以实现一夜暴富为目的的航海探索，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掠夺；现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等等。原本安宁自由的世界，从此失去了自我和本态。但是，极端主义对极端主义的结果，必然是“每一个人成为每一个人的敌人”。于是，西方社会的“法制”出现了。这种法制，后来据称大大优于东方和中国的“人治”，其实质是什么呢？对了，就是又一个极端主义。说它是极端主义，只要看一下它刻意模糊人治本质并把“治”的对象人当作物，就足够了。法制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新邪教，制造出诸多荒谬后果，罄竹难书，这里也就一笔带过。文艺复兴所拉开的个人主义表演大幕，终于演绎到了资本专制殖民阶段——极端主义的极端阶段。
在极端主义的早期，其社会性的危害并不十分显著，这是因为欧洲及所谓“中近东”地区人类社会规模尚小，互相间的联系也不密切，生存空间相对较大。随着人类社会规模扩大、交通技术使旅行运输便利、贸易与资本变得非猛烈扩张不能自已，它的危害性也就愈益显著、日益剧烈、日益深远。我们只需罗列基于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就能看清楚它的极端主义本质：
(一) 资本拥有者对劳动者毫无怜悯的血腥盘剥；(二) 资本对土地能源等资源的穷凶极恶的掠夺；(三) 银行金融垄断资本对国家政权的非法控制，并在全球实行专制殖民暴政；(四)市场经济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依赖与纵容；(五) 毫无人性的殖民主义全球扩张；(六) 为了一己私利而随意发动的战争杀戮；(七) 为了“增长、增长”并维持极端主义世界帝国统治而进行强迫性的极端主义价值体系推广。
文章二：摈弃狭隘的极端主义
生活中，围绕一个具体事件，常常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化意见。不仅一方根本不理会另一方的意见，即使中允的看法，往往也会“两头不讨好”。这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思维方式，则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大多固守一隅而放弃全面、客观、公正的视角，习惯性地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一个层次看问题，又下意识地遮蔽了其他角度、方面和层次，狭隘是其主要特征。在“极端主义”者眼里，一说到“文凭腐败”，似乎所有官员的在职文凭都是以权谋私的结果；一论证某人抄袭，所有寻常的细节、片语都被牵强附会成有力论据；说点本土实情为本土利益辩护的，则被指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某个具体事情被上升到“爱国”层面讨论时，一方往往指责对方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另一方则斥之为误国误民的“爱国贼”。
在立场上，旗帜鲜明本没有错，是非分明更值得嘉许。我们反对骑墙和圆滑世故，批评在价值观上模棱两可的中庸主义，倡导坚持真理。但这并不代表一事当前，就能以自我价值判断为准，顺乎吾心便全盘肯定，不合己意便彻底否决。极端主义的危害正在于，他们常常自以为把握唯一道义标准，觉得自己的话语诉求是唯一正确的，因此无视其他见解和认识。这样的极端思维之下，不仅思想观念难以交流，基本共识难以缔结，社会和谐也无从谈起。
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因为有为富不仁，就对所有富人怨、恨、怒；批评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就被斥为“抹黑中国”；强调一下阶段性国情，又被讥为“高级五毛”；看到国企亟待改进，就干脆主张全面私有化；指出国企问题不少，就是对公有制的“攻击”；小悦悦事件发生了，就断言世风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现了，又认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极端思维，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不管是哪个极端，都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真实判断我们所处的方位，客观评价国家社会的进步，更无益于形成社会合力、促成问题解决。
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时代，开放包容的观念，健康理性的思维，不仅是个体修养的重要标志，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杆。作为一种偏激的价值观，“极端主义”的判断扭曲了事物的本来面貌，有悖于行为的内在规律。作为一种片面的方法论，“极端主义”审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违背了事物存在的现实逻辑。作为一种情绪化的社会心态，“极端主义”的言行不仅是对他人权利的漠视和侵犯，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走向现代化的大国，十分不利。
越是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社会就越需要理性的思维、健康的讨论。每个社会成员若都能以清醒的头脑、客观的视角、辩证的思维，平和的心态，看待问题就会更加公允持正，与人相处就会更为和煦宽怀，我们的社会必会少些矛盾、多些和谐。
文章三：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在其《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一文中分析了自宋以来的“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不绝原因，他归纳了五点：一是对宋朝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反思和反弹的结果；二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趋势的产物；三是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五是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袁是外交行家，这五点归纳有一定代表性，这里主要是借他对外交“愤青”现象的研究来谈谈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
按照袁南生对“愤青”的解释，“愤青”主要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认为“愤青”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即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标榜爱国，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中华之心不死；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在袁看来，中国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除历史因素外，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国不容小觑，而就全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主义业已取而代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袁对“愤青”特征及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分析很有道理，不过他的看法还是偏向外交方面，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补充拓展思考。
自有民族和国家以来，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爱，是生活在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不言而喻的情感，无须任何理由，我们批判和否定狭隘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但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则不能简单地把它们也一否了之。
一般来说，将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变成可资利用的资源，从政治上维护国家的利益或执政党的合法性，就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所需要做的工作，可称之为民族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和西方碰撞中产生的，伴随着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记忆，除此之外，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国家实力的膨胀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也高涨，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两个主要来源。民族主义成为今日中国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
任何民族主义最后都要指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及尊严。对中国来说，民族主义的基本功能在于强化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并进而促进、提高大众对于民族的归属感和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同时也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此外，在现实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民族主义能够帮助大众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不受外来的压迫和侵犯。这些都是民族主义的正面价值。
但民族主义也有另一面，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正如学者陈来所说，就动员能力而言，民族主义的长处是有很强的感性号召力，因此，当民族主义被某种过于功利的政治势力所运用和支配时，这种感召力就有可能变为一个没有制导的导弹，特别是在某种具体的、极端的情况下，变成一种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这是民族主义的内在缺陷。另外，过度强调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关注、尊重和激励，也是它的一个缺陷。因此，我们需要认识狭隘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舞剑的人不懂剑的秉性，没有很好地把握它，剑也是会伤己的。
与民族主义有关，当民粹主义打着民族利益的旗号时，它就变成了民族主义。但民粹主义也有自己的特点和表现形式，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思潮。简单地说，民粹主义是一种倡导人民或者平民优先的主张。
中国自古就有深厚的民粹传统，即“均贫富”，从价值理念来说，“均贫富”追求的是一种平等价值，因此它在特定时期或阶段，对社会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均贫富”也往往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
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日趋严峻的贫富分化及民意政治的出现有很大关系。用学者俞可平的话说，民意政治的兴起，是近年中国政治一个明显的特征。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民意”正在深刻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中国政治的进程，并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在这一过程中，也部分催生了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往往发生在一个社会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它认为这个社会转型中，大部分民众承担转型和改革的代价，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故民粹主义崇尚直接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要求道德至上，并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崇拜魅力型的卡里斯马式领袖。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极端的平民化成为民意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因此，要将民粹主义的危害减到最低，需要完善民意表达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均衡的利益表达和处理机制，扩大和增加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让公民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其诉求，从而防止和克服民意政治畸变为民粹主义、网络暴力和暴民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