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时代的信任议论文
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响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之后，才发现咖啡果真倒光了，于是她沉默着为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座咖啡机的运作很正常呢？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很不寻常的事。我们坐出租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
这又让我想起中央电视台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上。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这是一个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严重脱离的国家。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间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架设在河道上的桥梁、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形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黏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
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辞。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称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这个词来称呼我们。
活在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的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这面标语。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辞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辞以及那些用言辞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那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
齐泽克对哈维尔这个故事的阐析很到位，他说：“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其灭顶之灾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识形态太当真了，并且将其付诸实施。”
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认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认为，当一个人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
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棉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犬儒时代的信任议论文】
文章一：犬儒主义者和怀疑论者
在希腊化世界表现得日益混乱的时代，生活于其中的一些才能出众的人对世界日感绝望，他们感觉即便自己知道要做哪些事情来改变世界，也没有希望将其付诸实施。这样的情绪进一步恶化，就产生了一种更深的绝望，认为尘世上的生活在本质上是坏的，善的希望只存在于来世或者某种神秘的转变上。
在心理上为基督教的出世精神奠定基础始于希腊化时期，它与城邦国家的衰落联系在一起。当政权落入马其顿人的手里，希腊哲学家便很自然地脱离了政治，转而更加专注于个人的德行或者说解脱的问题了。他们追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如何才能有德行？或者，在一个苦难的世界里，人如何才能幸福？人们的观点变得日益主观化和个人主义。哲学家们依旧在思考，但他们几乎不指望自己的学说能够在实际的世界中产生什么效果。
亚历山大时代建立了四派哲学，它们分别是：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犬儒派和怀疑派。
犬儒派哲学
犬儒派哲学由第欧根尼创立，但究其起源则源自他的老师安提斯泰尼斯。安提斯泰尼斯是苏格拉底的弟子。由于某种事情—或是因为雅典的战败，或是苏格拉底之死，或是对哲学诡辩的厌恶—导致他逐渐开始鄙弃那些他原来所看重的东西。他除了对单纯的“善”之外，不想要任何东西。他的信条是“重返自然”，认为一切精炼的哲学都没有价值。他鄙视奢侈和所有人为的感官快乐，他甚至说：“我宁愿疯掉也不愿快乐”。
第欧根尼的名声逐渐超越他的老师。他决定像一只狗那样生活，“像狗一样”也就是“犬儒”一词的意思。他将所有世俗习惯均予以抛弃，居住的居所则是很早时期用于埋葬死者的大瓮。（一般传说他是居住在一个大木桶里）。他靠乞讨为生，并宣称自己和所有人及动物都有兄弟关系。一个很著名的传说是：亚历山大慕名前去拜访他，并问他想得到什么赏赐，第欧根尼的回答是：“我只想要你站开点，别挡着我的阳光。”
第欧根尼对德行有着一种十分炽烈的激情，与之相比尘世的财物毫无价值，他追求的是德行以及从欲望之中解脱出来所获得的道德自由。这里面绝没有我们称之为“玩世不恭”的东西。这是一种逃避哲学，他认为只有主观上的财富，即德行或者因为听天由命而获得的满足，才是牢靠的。显然，这种学说只是对强大的罪恶所做的一种抗议，并不能导致任何有用的行为。
犬儒主义在公元前三世纪早期的亚历山大城风行一时。但其广为传播后也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有趣的变化。通俗的犬儒主义者并不宣扬要禁绝世界上的好东西，而只是宣扬对它们要持某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导致一个秉持犬儒主义的欠债者可以对债主的权益及自身的义务漠不关心。在真真假假的犬儒主义的交织下，“玩世不恭”变得平常无奇了。
怀疑主义
怀疑主义最早由皮洛提出。他的学说缺乏新意，只是对较早的各种怀疑进行形式化和系统化。对于感觉问题的怀疑，很早就困扰着希腊的哲学家。皮洛似乎在关于感觉的怀疑主义之上又加入道德上和逻辑上的怀疑主义。据说他曾主张不可能存在任何合理的理由，使人会偏向一种行为方式胜过另一种行为方式。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怀疑主义者可以参加宗教仪式，但却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怀疑主义自然会吸引许多不那么具有哲学思维的头脑。怀疑主义对懒人们是一种慰藉，因为在某些方面它表明愚昧无知的人与那些深具智慧的人一样聪明。这是一剂对忧愁的解药：为什么要对未来操心呢？那都是完全不确定的。基于这样的理由，怀疑主义在一般人中相当流行。
作为一种哲学上的怀疑主义是一种武断的怀疑。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对不确定的东西力求通过观察、实验等手段去弄懂。而哲学上的怀疑主义者则会说：“没有人知道，也永远不可能有人知道”。
古代的怀疑主义者并不怀疑现象，一些命题的意思在他们看来只表示我们从现象中直接得知的东西。一个现代的怀疑主义者则会说：现象只是发生，它们既不有效也不无效，只有陈述才必须是有效或无效的，而没有一个陈述和现象的联系会紧密到不可能有错误。所以对于“海水显得是咸的”这样的陈述，他们只会认为是高度或然的，而不是绝对必然的。
随着皮洛的弟子泰门的辞世，皮洛的学说作为一个学派来说结束了。但他的学说在经过一些修改后由代表柏拉图传统的阿凯迪亚学园继承了下来。
将柏拉图哲学同怀疑主义相结合的这一哲学革命的创立者是阿塞西劳斯。他是这么解释柏拉图的：柏拉图的辩证法可以被当作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这也成了对怀疑主义的最好辩护。
怀疑主义时期的中叶，卡涅阿德斯继任为阿凯迪亚学园的领袖。他宣扬的怀疑主义充斥着极端自私与只助强不助弱的思想。代表着罗马的严厉、古板、愚蠢又残忍的道德准则的加图对这样的思想十分不满。加图强力推行古代罗马人严厉简朴的作风。由此，老加图同卡涅阿德斯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因为一种过分严格和传统的道德而变得残忍；后者则因为一种过分地放纵道德，并严重沾染希腊化世界的那种堕落习气而变得可鄙。
继任卡涅阿德斯的下一任领袖是一个叫哈斯德鲁伯的迦太基人，但他更愿意别人叫他克里托马库斯。这两位怀疑主义者都反对日益流行的占卜、占星术和巫术等活动。关于或然性，他们的学说颇有建树：尽管我们永远也不会有理由感觉到确实的可靠性，但是某些事物比其他的更有可能近乎真实。或然性应该是我们在实践中的向导，因为按照各种可能的假说，最有可能的一种行动是合乎情理的。大多数近代哲学家都会赞同这样的观点。
来自克诺索斯的克里特人埃涅西德穆斯复兴了已失去活力许久的怀疑主义。他又回到了怀疑主义的最初形态。他的影响力甚至波及到公元二世纪的讽刺作家卢西安及其他稍晚的怀疑主义哲学家。
怀疑主义尽管吸引了某些有教养的人，但它和日益转向教条化的宗教和拯救学说的时代气质却格格不入。怀疑主义在纯粹知识的领域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取代宗教的位置。神学上的怀疑主义已为对科学的热诚信仰所取代。
文章二：远离盲目的怀疑主义
在探索真理、求解真相的进程中，怀疑有着积极的意义。“怀疑”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进步动力，就在于植根于实践土壤，以追求真理为旨归，以独立思考为支点，通过架设科学理性的桥梁，从而达到接近真理、还原真相的目的。但是，经验也告诉我们，不加分析地“怀疑一切”和不加思考地“一切不疑”，都不是正确的思想方法。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遭遇这样的“怀疑”。“最美婆婆”陈贤妹打破路人冷漠出手相救女童，被人猜度为“想出名”；“最美司机”吴斌忍着剧痛完成了“最后的制动”，有人却质疑他违章在先才这么做；看到热心人帮扶摔倒的老人，一些围观者反而疑心“人就是他撞的”……这样的事情让人很痛心。
从为追求真理、寻找真相而怀疑，到为了怀疑而怀疑；从警惕人性的缺点而怀疑，到动辄以恶意揣度人；不是依据事实去求证，而是毫无缘由地臆测；不是理性求解，而是放任情绪宣泄，这种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与求真、务实、向善的目的渐行渐远，看似有主见、有想法，其实是朝着另一个极端方向狂奔的“盲从”。
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于个人而言，可能会导致徘徊在疑心、疑虑、疑惧的疑云中，总是看不到希望的明天，总是活在灰色的天空下，如此又何以能看清楚、想明白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如此又何以鼓起“太阳照常升起”的信心？于社会而言，可能会陷入虚无的泥沼。当“怀疑”成了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事事都不可知，什么都不可信，发展进步的社会共识何以达成？人与人之间基本信任何以建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何以形成？
当然，我们也需正视，有的怀疑确有其现实根由。因为王亚丽等篡改履历骗官的害群之马不时出现，可能会让许多人对出身贫寒的焦三牛们的简历也疑窦丛生。因为三聚氰胺奶粉让消费者“过度受伤”，可能会让群众对乳制品的安全疑心重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树立诚信观念，加强诚信的制度建设，大力整治各种欺骗、欺诈行为，对于人们摆脱怀疑阴影、建立起互信的关系至关重要，必须高度重视。只有在政府公信、商业诚信、社会信任等方面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才能从根本上让人们释疑、释怀，纾解社会情绪，建立社会互信，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和友好。
培根说过：“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在快速发展、问题凸显的当代中国，我们需要以更加富有建设性的姿态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赞成不加分析地怀疑一切，但我们要坚持探索不息、求索不止的科学精神，去伪存真，去非存是；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激发人们的思想活力，祛除种种社会弊端，以创造性的姿态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