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恐惧

    《雷雨》是曹禺戏剧生命的开始，也是现代话剧由青涩的“舶来品”走向成熟且独立的“艺术品”的标志。这部剧本在一天的时间(从上午到午夜两点)、两个场景(周家客厅和鲁家住房)内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的复杂矛盾纠葛。全剧交织着“过去的戏剧”(周朴园与侍萍“始乱终弃”的故事，作为后母的繁和周家长子周萍恋爱的故事)与“现代的戏剧”(繁漪与周朴园的冲突，繁漪、周萍、四凤、周冲之间的情感纠葛，周朴园与侍萍的相逢，周朴园与大海的冲突)，同时展现着下层妇女(侍萍)被遗弃的悲剧，上层妇女(繁漪)个性受压抑的悲剧，青年男女(周萍、四凤)得不到正常的爱情的悲剧，青春梦幻(周冲)破灭的悲剧，以及劳动者(大海)反抗失败的悲剧。血缘的关系与阶级的矛盾互纠缠，所有的悲剧都在这一天中“火山大爆发”了。和所有经典的作品一样，《雷雨》意蕴丰富，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开掘与阐释。

    而我认为，《雷雨》与其他名著不同的是:它阐释了在生命历程中由于人性的弱点而出现的种种生存困境。这一点，在《雷雨》中的两代相互周旋的过程中被作者刻画得淋漓尽致。《雷雨》描写的首先是“人”:作为人本身具有的高贵本性以及在“这种本性掩盖下的”生命的呐喊是它着力表达的观点，而其次才是社会现实。20世纪30年代《雷雨)诞生的时候，那是一个左翼文化活跃的年代，他们主张给一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贴上标签，《雷雨》当然不能幸免于难了。所以，这种极其短视且反本逐末的方法是令人遗憾的。这就是《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从未搬上舞台的原因。长期以来读者、导演、演员、观众、研究者们只愿意接受曹禺戏剧中为时代主流思想所能容忍的部分，例如他的剧作中的社会的、现实的、政治的、写实的、戏剧化的、悲剧化的艺术形式。而对于上述方面交融为一体的另一侧面，例如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形而上的探索，非写实的、非戏剧化的等因素，特别是打破常规的、突破传统的、个人的天才创造，则不被理解和接受，却反而被大胆且轻率地视为“局限性”而加以讨伐。所以正如鲁迅所言:曹禺这位天才剧作家正是被落后于他的时代和民众所“骂杀”且“捧杀”的。

    “人物的悲剧性的挣扎”和“人性中本能的自我拯救”是《雷雨》的核心所在，《雷雨》描写的就是“人”，这个“人”包含“人物”与“人性”两个方面。曹禺在谈到(雷雨》时曾说:“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用心力拯救自己。”但是，这又是怎样一种“挣扎”与“拯救”啊!周萍抓住了四凤的手不放，想利用这个新的灵感和纯洁的恋爱来洗涤那个乱伦的、变态的自我;繁漪又抓住周萍的手不放，她想重新拾起那一堆“破碎的旧梦”，想借助周萍的羽翼飞离苦海;侍萍也抓住四凤，她为了不让女儿再次重复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而今终又被唤起的旧梦，不惜以牺牲女儿的幸福为代价;周朴园又抓住侍萍，希望她理智，即结束旧日的梦，维护周公馆的既成秩序和已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天真无邪的周冲，都想借助四凤，仰仗她的帮助，走人自己所追求的那永恒自由的理想的国度。这样一个抓一个，揪作一团，“正如跌在泽沼里的a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在死亡的泥沼里”。因此产生了曹禺式的“命运观”，即人性的“挣扎”与“拯救”，这并不是一句“反封建的社会性”就可以说清楚的，而在于曹禺先生对人“悲剧式的命运”作了深层次的探究。这种探究的结果表现在“对人无论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生存状况的阐述和对宇宙间压抑着人的本性，人又不可能把握的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无名的恐惧”，即对人性本质中某些弱点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