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若口吐人言，它会说些什么呢?
有位朋友赠给我一件工艺品—一只陶制狐狸。它直蹲着身躯，拖在屁股后那条尾巴，特别长大，是夸张变形了的。我想，要用这狐尾当笔，也可小小横扫一番了。
中国有生花妙笔，有如橡大笔，我都不艳羡，倒情愿有一支狐尾笔，不知狐君肯借与否?
蒲松龄的《聊斋》那么喜欢写狐狸，我始终猜不透其中的原故。在他的笔下，那些狐狸都修炼成了人形，通了人性的。但作者又不让它们彻头彻尾地人化。出身成份给狐的族类好像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它们无论怎样修炼还是跟人不一样，脱不尽狐气，有时不慎如吃醉了酒，便会露出狐狸尾巴。而这些狐狸的魅力也正在这里。它们既天真，又狡黯;既痴情，又放浪;好恶作剧而不伤大雅，偶戳it脚则每中要害。当它们自以为已经得到人的充分理解和承认，诚心诚意按照人的道德伦理规范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却往往换来一道神符，甚至被骗进罐子，埋到土里，从此永世不得重见天日，真够呛的，悔不当初。
如果这时候，狐狸能口吐人言，它会说些什么?
它将怎样用人的语言，，对人作出评价?
人评价狐狸，可以很简单:“狐狸终是狐狸，不是人。”
狐狸评价人，可就麻烦得多:“他们既是人，怎么不像人呢?”“这些不像人的，怎么又都叫做人呢?”一如此等等，一连串回答不完的题目，狐狸若有它们的诗人屈原，必定会写出一部《人问》的。
据说文学是人学，作家第一要研究人，分析人，认识人。《聊斋》里的狐狸们对这门学问所取得的成果，可能比人们自己对自己的研究，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吧?
我对着镜子问自己的影子:“你就是我吗?"我眼中的我，跟别人眼中的我，可能大不一样。我可以说:“别人不认识我。”但是我敢于说:“我最认识我自己”吗?
人，可能最难认识人们自己。
即使女人看女人，跟男人看女人，总是大异其趣。反之，亦然。
阿Q写阿Q，行吗?闰土写闰土，行吗?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幸亏人分属给了不同的群。阿Q的被发现是因为出了个不属于他那一群的鲁迅。鲁迅跟闰土之间横断着一道阶级的墙垣，如果没有这种间距，闰土的身影在鲁迅的眼中便不会那样鲜明。
同为座上客者，杯酒交欢而已。一旦沦为阶下囚，才识得当初那位同座之客的真面目。当了罪犯，才识得法官;当了被告，才识得原告。虽然君子远小人，而小人却最识得君子。
人要认识人，须跟人拉开距离。
饱汉不知饿汉饥。有此饱汉之不知，始见彼饿汉之饥。
如果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者同一身心状态，你怎会理解那著名的圣谕:“何不食肉糜?”原是一句大昏话。
人要认识人，看来最好求助于《聊斋》里的那些狐狸。因为它们，既通于人，又异于人。它们会在将人心比狐心，将狐心比人心的多次反复比较中，发现人所难以自己发现的那些东西。
文学写人。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无不以人为描述对象。而散文家更多的是描述他自己。我觉得这真是一件难办的事。散文家也许最欣赏自己面庞的白哲，而换一种眼光则可能认为脖颈后的那块灰才最有审美价值，足以跟孔乙己所嗜好的茵香豆一样永垂不朽。然而即使散文家知道了脖颈后的不洁，也不会为它竖碑立传，他会把它洗掉。我也会这样办的。散文的难以产生惊世骇俗之作，莫非原因在此!
于是我希望能借得《聊斋》中那些妖狐的眼光审视人，更审视自己，然后口吐人言，看我会对我的同类、同群说些什么，对我自己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