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许多多的中长篇小说来稿中，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作者喜欢用某一段历史或某一个运动的发展过程来结构作品，某一段历史或某一个运动的开始、发展和结束，也就常常是作品的开头、发展和结尾。
用历史(或运动)的发展过程来做结构的作品，并不乏成功的、优秀的先例。远的如《三国演义》，近的如《暴风骤雨》，外国的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外古今都有，可见这的确是一种结构作品的方法。
可是，就是这位曾经写出优秀长篇《暴风骤雨》的老作家周立波同志，去年逝世之前，在医院的病床上，和远道赶来看望他的儿子周健明同志谈到写作同题时，曾经说:“如果我今后有可能再写长篇，就不用运动过程来结构作品了!”
这虽然只有一句话，却是这位前辈作家在总结一生写作经验之后说出来的。为什么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总结出这么一条经验呢?
文学作品是写人的，是写人的命运的，《红楼梦》、《阿Q正传》、《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去年发表在《雨花》第七期上的高晓声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等，中外古今许许多多创造了典型艺术形象的优秀作品，大都是用的命运，用故事来结构的，而历史(或运动)只是作为作品的背景。生活中的人和事，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反映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它的艺术描写，就必然反映出这个背景的面貌。这正是文学艺术的作用，也正是典型的力量。史诗性的作品，演义历史的作品，用某一段历史(或运动)的发展过程来结构作品，这是很自然的事。即使是这样的作品，也同样离不开写人的命运，离不开典型的创造。但如果不属于这种情况也要用某一段历史(或运动)的发展过程来做结构，就不一定是好方法了。别的暂且不说，光在交代历史(或运动)的头尾和过程上，你就得花去大量的篇幅和笔墨，而这些，恰恰可能是读者最不感兴趣的。
周立波同志的遗言，值得我们这些做后辈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