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逝，如烟的往事渐渐淡淇，但我的记忆中却始终冰能忘记那热血沸腾的一幕:
五年前的岁末，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一艘登陆舰迎聆南极海洋的狂风恶浪，拚力驶向冰雪皑皑的南极洲乔治王岛。几番拚搏，小艇抵岸，这时一队身穿红色和蓝色南极服的中国人，欢欣雀跃，越着冰水登上那向往已久的陆地。队伍前列。一个戴茶色防护镜、身材瘦瘦的中年人，手擎一杆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大踏步地向岛屿的高地走去。他神色庄重，泪花闪闪，戴黑的脸膛却因为激动而分外红润。他的双手紧紧撰着旗杆，仿佛那迎风猎猎的红旗有着千钧的分量。当他把红旗抽上南极洲的土地时。不禁百感交集，心潮激荡，从他的心底发出一声震撼雪野冰原的欢呼:“南极洲，我们中华民族终于来了!”
他—郭现，国家南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队长，也是后来建成的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长城站首任站长。
每个人都有金色的理想，美好的追求，五光十色的憧憬，而对郭琅来说，他只有一个执著的心愿，那就是让神圣的五星红旗高高职扬在地球最南端的千里冰原。
这心愿来自屈辱的回忆，来自肩负的使命，来自对祖国南极事业的一片赤诚……
1983年5月，传来我国加入南极条约的喜讯。这年秋天，郭现兴冲冲接到通知，他将作为我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南极条约第12次会议。
他满心喜悦来到澳大利亚风光旖旎的堪培拉。虽说是一次例会，会议却要讨论南极洲这块冰雪大地建立保护区和环境等许多间题，还要通过有关南极洲的条例法规。作为十亿中国人民的代表，第一次参与南极事务的决策，郭现能不檄动万分。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国际南极大家庭并不仅仅是鲜花，笑脸，麟筹交错的盛宴，这里更注重国力的强盛，科学的实力，尤其是每个民族对南极事业的贡献。
郭现是敏感的，也许是因为他学的是气象科学，他对会议气氛的细微变化感受尤深.他知道，南极条约的成员国有缔约国与协商国之分，凡是在南极洲建有科学站或者独立地进行过科学考察的国家，才能取得协商国的资格.’不具备这个起码条件的，对不起，那仅仅是低人一等的缔约国。
会场的布置和安排不用说早已暗示了这种区别。会议厅中心位置，摆着长长的条桌，那是主宾席。16个协商国的代表团，如众星拱月，团团围坐，面对庄严的主席台。而其余14个缔约国的成员，包括我国在内，只能——靠边。
当然，这区区小事不必计较。可是，郭现不胜诧异地发现，连会议的文件也因国而异，协商国的文件柜里各种文件资料塞得满满的，我国的文件柜却空空如也。问会议秘书处，那些碧眼金发的秘书小姐彬彬有礼地答复:“对不起，有些文件只发给协商国……”碰了一个软钉于。
更令人难堪的是会议通过决议或者秘密协商的时刻，主持会议的执行主席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先生们，现在要进行表决，请缔约国的代表离开，到休息室去喝咖啡……”此时此刻，他——十亿中国人民的代表，就这样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会议大厅.当大门在身后关闭时，郭现的心头如同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不知是何滋味。那侍者送来的咖啡，此刻比一杯苦酒还难以下咽。他强忍住祖水，却不能排遣脚中的苦涩。他知道，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我国不是南极条约协商国。十亿人口的涣涣大国，在举世暇目的南极事业中，却没有丝毫发言权.尽管我国在南极条约上签了字，可是当别国在决定南极的未来时，我们的代表却被关在会场之外。难言的屈辱和痛苦，是任何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无法忍受的。
终于，那积郁胸中的怒火不可遏制地发作了。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团竞扣举行盛大的宴会，当代表团的翻译拿着花花绿绿的请束送到郭现手中时，“不去！”这个性情温和的人突然斩钉截铁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以后，不建成我们中国自己的南极站，我决不参加这样的会议……
是的，他不是说说气话，这是一个有自落心的中国人心底的呐喊。国家的荣誉，民族的尊严，使郭现时刻有一种时代的紧迫感.回国后，代表团向国务院递上一份措辞恳切的报告:“尽快地组织我国独立的南极考察队进行南极考察，并建立我国的夏季考察站……”郭现暗暗发誓，中华民族的子孙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献身南极事业，让五星红旗在南极的冰原上高高飘扬。
从那时起，郭艰的生命旋律始终围绕着南极的主题演奏了宏伟的乐章。他的心愿变成了令每个中国人扬眉吐气的现是他，把第一面五星红旗插上了乔治王岛；南极长城站落成的庆典上，亲手升起鲜艳的国旗还是他，在几年后的1989年，当我国南极健儿突破浮冰的重重包围，在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的冰原建起第二个南极科学站—中山站，郭拜作为考察队队长，再一次将神圣的国旗插上南极大陆。而每一次，在南极风雪的日日夜夜，他身先士卒，历尽艰险!迎着难以想象的狂风恶浪，冰雪严寒……
如今，南极的冰雪染白了他的两翼，极地的寒风使他的脸膛变得熏黑，然而同起今后的打算，郭现豪情依然不减当年:“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率队远征，在地球最南端的南极点——南纬90度，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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