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深信自己没有对不起祖国母亲的地方，坚信党最终会弄清他的问题，因而把爱国爱党的深情融进劳动和学习中去。在那特定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白天，他带上书报边放牛边阅读;夜晚，在昏暗的豆灯下学习。有些与他相同境遇对前途渺茫的人，对王老师还如此不辍地学习而摇头叹息，然而他对他们劝慰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强盛，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是办不到的。知识总有大有用场的日子!”后期，他还“毛遂自荐”到农校去教数学，又为农科所里20多名知青辅导功课，帮助他们迎接高考。
春风吹拂大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丽日中天。对党的教育事业痴心不改的王老师，魂萦梦绕，千盼万盼，终于盼来了1979年10月落实政策这一天。当年已69岁的王老师，本可以离休赋闲，安度晚年，也可以申请到国外定居，可是他的选择是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余生。他不顾亲友的劝说，一如既往，甘为老区栽桃育李献余热。他向县教育局请缨:“吾归之海外，唯寄望能为祖国效力，今虽近古稀，为不轻易度过人生的最后年华，愿继续在教育事业上作出贡献。”不久，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终于实现了他的“梦里几回闻钟声，手中牛鞭换教鞭”的宿愿，回到彭湃中学当上高中毕业班班主任兼数学科教研组组长。
光阴如箭，王老师重返讲坛一站便是10个年头，直至他79岁那年，才办理了离休手续。此时，大家满以为他光荣地走下讲台了，但他却又不愿离岗赋闲，又一次向组织打了申请报告，向人们重复着他10年前“我教书还未教够”那句话。结果组织上又考虑到他的身心健康和对事业的执着，又一次批准了他继续工作的请求。
早在王老师重返教坛时有人不解地问:“你蒙受了这么大的屈辱，难道一点儿怨恨都没有吗?”他坦然地说:“我是海外赤子，祖国是我的母亲。我满腔热忱归来，却没料到被她错打了一个耳光，可母亲也有发高烧之时，毕竟是祖国母亲打错了自己的孩子，现在给我平反了，我还有什么怨恨想不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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