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华商报》有一段情结。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华商报》创刊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谨撰此文以致谢忱。
事情还得从50多年前写起。1945年8月15日,无线电广播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广大城乡爆竹声声,人们纵情欢呼,庆祝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而在我跟随广东省江村师范学校(该校学生全是断绝接济的沦陷区难童),从韶关逃难避居的那个粤东和平县彭寨山乡,却死寂一片,无声无息。那天,我清晨即起,穿上自己用布缝上脚后跟和前面两个耳的旧轮胎做底的“千里马”,怀揣进步老师吴仲明手写的介绍信,沿着一条崎岖小道,翻山越岭,风尘仆仆地赶到东江重镇老隆,去办一件“救命大事”—向一位姓黄的长辈求助。那是因为不久前我带头反抗学校总务主任对我们饥寒交迫的一群无助的儿童残酷剥削、克扣公粮而被校方开除。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走投无路,将饿死异乡。赶了70多里弯弯山路到达老隆镇见到黄先生,他看过吴仲明的介绍信,问明原委后,表示非常同情。原想介绍我人东江游击区,又考虑我年少危险,于是答应尽力帮我转学到东省老隆师范学校去。
就这样,当年9月,我转到老隆师范普师三年级。次年2月,我回到阔别8年的家乡广东省江门镇中心小学实习执教,孤儿寡母得以团聚。此后不久,即和在香港从事工人运动的梁松明恢复联系—梁是我1941年逃难到香港后到九龙武汉餐室当童工时的老板之子,他背叛了原来的家庭,积极从事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他陆陆续续寄来一些《华商报》,我每期都仔细阅读,认真思考。我读着读着,心潮翻腾:经过8年抗战,全国人民都渴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重建家园,医治战争的创伤。可是,蒋介石却一手撕毁“双十”协定,在美帝支持下,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战争的乌云又弥漫祖国的上空,战火又从东北、华北燃烧起来。那时候,在江门、新会,国民党官员一心发“胜利财’、“劫(接)收财”,贪赃枉法,强拉壮丁去充当打内战的炮灰,弄得乌烟瘴气,广大老百姓无不怨声载道,大呼“烧错炮仗,拍错手掌,迎错老蒋!”
我不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向老师和学生揭露其发动内战的罪行。一年后,被学校当局以思想左倾为由解聘,只得转到水南乡小学教书。
水南乡位于江门镇郊区,环境清静,远离闹市。学校用一间两进的大祠堂隔成若干课室,校园前开辟了一个宽敞的操场,驻校教师连我仅3人。每当更深夜静,我都把梁松明寄来的《华商报》细读。此后他又寄来《正报》、《群众》等党刊,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篇文章、每一条重要消息……那时,国民党控制舆论,封锁消息,我在国统区通过秘密渠道读到《华商报》,获悉时局正在向着有利于人民方向发展的真相,就像黑夜里看到星光,深感欣喜。三份报刊均对我提高觉悟起着很大的作用,尤其是经常收到的《华商报》。它是地地道道的“新闻纸”,信息量大,迅速翔实,专版不多。在1941年4月创刊后的那段时间,积极宣传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量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斗争的消息,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略香港前夕休刊。1946年I月《华商报》复刊之后,宣传中共建立和平民主新中国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撕毁“双十”协议,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的阴谋,大量发表新华社报道各地军民粉碎蒋介石军队重点进攻的消息。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地区广大读者中,都起着极大的教育鼓舞作用。那时,血气方刚、20岁出头的我,读后常常热血沸腾,夜不能寐。
我也爱读《华商报》的各地通讯专版,从中了解到广东各地人民武装在敌管区开展武装斗争,不断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喜讯。当时,夏衍、阳翰笙、林林等著名文化人士都在《华商报》发表宏文。我也爱看《热风》副刊的文章,有个小专栏《无花的蔷薇》文笔犀利,一针见血,抨击时弊,鞭挞丑恶,很有特色。我欣赏米谷的漫画,线条粗犷,形象鲜明,它就像刺向反动派的投枪、匕首……还有发表在《华商报》上的杜埃、黄秋耘、楼适夷、司马文森的文学作品,以及马凡陀(袁水拍)的山歌、吕剑的诗,深受我喜爱。而黄谷柳的连载小说《虾球传》,更是我每期必追的名篇。主人公虾球的生活道路,引起我内心强烈的共鸣。
在《华商报》、《群众》、《正报》的影响下,我提高了觉悟,向学生宣传反内战、反饥战、反迫害,在课堂上教唱《民主是那样》、《五块钱》、(青春战斗曲》、《茶馆小娜《别让它遭灾害》等进步歌曲。我还在课余撰写了《论当前病态的小学教育》、《巨额金圆券变废纸记》、《新会市场萧条》、《葵城一片肃杀声》等一批文章、通讯,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报刊发表,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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