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们中国人不愿看见悲的结局，习惯于悲剧之后的喜剧结尾，是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的表示，因此是一个好的民族传统云云。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优秀文学传统的民族，但这种“习惯”却不是希望、信心和力量的表现，殊知希望、信心和力量是正视现实，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与封建社会的余风流韵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对严峻的社会现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把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强拉硬扯地纳入封建道德教条的宜扬中去，化悲欢离合”为“奇节异烈”，不过是正统的封建文人的拿手好戏罢了。
“悲剧的真正主题，就是革命。”这是马克思在《费雪的美学》要中的一句话，完全可以视为悲剧艺术的创作纲领，而同时是悲剧艺术社会功能的最确切评述。作家要完成这一崇高的职责，就必须具有历史的使命感，配备一副透视历史纵深的望远镜和深迄活内核的显微镜。作家是否坚定地站在时代的前头，是否忠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他思想的深刻程度、是非爱僧的倾向性，以及对美的鉴赏力，是对他的作品起决定作用的。果戈理丝毫不曾同情赫列斯达科夫这个骗子，更没有把自己降低到与他一般高矮，把他描绘成以毒攻毒的英雄。以喜剧手法出现的这部社会悲剧，几乎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出场，但这部使得沙皇也惶惶不安于自己的灵魂被勾摄上舞台示众的作品，始终有一个君临其上、光彩夺目的正面人物在活动着，这就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作家果戈理自己。
曹雪芹对人生的执着和热爱，使他笔下的社会生活图画万古长青，处处流露着诗意的光辉和青春的热情。而兰陵笑笑生却一边冷摸地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一边又忍不住偷偷地欣赏它，即使他描写家长里短、风俗人情的画面是何等地真实入微，令人折服，但与提高人的尚美精神却判同水火。这是为什么?因为用腐朽的派生物不能捣毁腐朽的老案，用必须抛弃的旧思想拣起来当武器去暴露同样必须加以否定的旧事物，无损腐朽事物的一根毫毛。不加鉴别，不加判断，把生活中的某些原始形态毫不改动地搬上文艺舞台，其结果不能提高人们的认识。说文学作品是一种“社会档案，这是不够确切的，容易造成对艺术概括和对题材所包含的思想意义作深入伦掘的忽视。作家要唤起人们疗救的注意，不能光靠文献档案”式地记录生活中的个别事实。艺术家的任务始终是塑造人物性格和创造容量巨大的典型形象。医治人们心头的日璐，须要锐利的手术刀，大胆而又高超的技艺.但是，高明的医术来自勇敢的探索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盲撞和胆小得连手术刀也不敢拿的人，却与此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