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感到薛居正所修《五代史》繁琐失实，重新修撰了《新五代史记》，藏于家中。欧阳修去世后，朝廷听说了这部史书，就从欧阳修家中取出，由国子监刊行，这就是今天二十四史中的《新五代史》。
欧阳修在撰《新五代史》时，对五代兴亡的历史，颇多感慨，他以史学家、政治家敏锐的眼光，对一些历史事实发表精辟的议论，为后世提供鉴戒。这些史论从某个侧面总结了五代兴亡的规律，很能发人深思。其中《伶官传序》是很有名的一篇。明代古文家茅坤认为“此等文章，千古绝调”。现代诸多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文章，一般都题为《五代史伶官传序》。这确实是一篇绝好的文章。
伶官。就是朝廷供养的乐师。这篇文章是《新五代史》“伶官传”的“序”，但它并不仅仅局限于伶官的叙写与议论，而是有感而发，推原后唐庄宗得天下、失天下的过程，抓住后唐庄宗得天下后沉溺于伶人乐师，最终造成“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史实，引出发人深省的规律来。
后唐庄宗李存韵接他父亲李克用的权力，继位晋王时才二十三岁。李克用临死前交给他三支箭，要他讨灭北方的刘仁恭(燕)、朱温(梁)及契丹。这时候的李存歇是一个有进取心的军阀，他雄心勃勃，南征北战，讨平了北方的燕，灭了朱温建立的后梁。建立了唐，史家称之为后唐。
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以简洁、雄健顿挫的笔墨，描写李存韵创业时的气势：每次出征前都以庄严的仪式，杀猪羊告祭太庙，请出箭来，放在锦囊，背在背上，征战时都是冲锋在前；凯旋归来又把箭归还太庙供奉李克用。欧阳修大笔淋漓渲染他创业的气势，写道：“方其系燕父子(刘仁恭父子)以组，函梁君臣(后梁朱温的儿子朱友贞及其臣属)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李存韵在创业时，确实有点雄图大略的样子。
可是，李存助创立后唐之后，沉醉于伶人乐宫的声色歌舞，有时甚至穿着彩衣，同伶人一同演出、戏耍，还为自己取了艺名。政治上他也依靠伶官，宠信伶官郭从谦等人，造成伶官弄权的局面。这种耽于逸乐的作风必然使政事日非，终于造成败亡的命运，所谓“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最后李存勖也被乱兵射死。
欧阳修对李存勖的“盛”、“衰”作了鲜明的对比：“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从中，欧阳修得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的结论。欧阳修在文章中还进一步指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也就是说，祸患是从细微的东西积累而形成的，智勇的人也大都为沉溺于逸乐而陷入困境，不只是伶官而己。欧阳修这篇史论的主旨是劝人不要沉溺于逸乐，不要玩物丧志：而要忧心国事，为国事操劳，才能有利于家国，使国家兴旺。
重读欧阳修这篇文章，感慨颇多。现在一些地方官员，远没有唐庄宗兴国的功绩，年纪轻轻就整天沉溺于声色歌舞之中，或者长期包租高级宾馆。或者沉溺于饭馆酒楼，逢饭必卡拉一番，饭后必桑拿数时，桑那后必舞池潇洒走一回……如王宝森、陈希同、铁英之属。什么为人民服务，群众冷暖，对不起，“拜拜”了!王宝森之流已应了“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了。现在还有一些类似王宝森之流的人，尚未应这个自然之理，但正如陈毅同志常说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都报。
当然，在我们这个有悠久优良传统的国家，出了无数英雄豪杰的民族里，为国忧劳的人还是占多数，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如范仲淹、文天祥等等先不必数他；即以当世而论，去者如孔繁森，生者如李国安等等，都是忧劳国事、心怀群众的大写的人。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应该指出，这些人的出现、脊梁的形成要靠社会去培养，不可能自然出现、自然形成的。江泽民同志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将是思想道德、精神文明建设。我想，这是要培育我们民族的精神、培育我们脊梁的英明之举。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下，孔繁森、李国安将会是千千万万的；有一代代千千万万的孔繁森、李国安，我们的国家民族何愁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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