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的爱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我们姐弟就读的学校里，在爱国老师和哥哥刘镇原的领导下，全校师生纷纷组织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我和弟弟都积极地投身于这一抗日救国的活动中，都是学校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不抵抗和消极抗日，学校里爱国抗日的先进分子反遭迫害，进步教师被逐，反动分子进校。在读书无门，抗日无路的情况下，我们一批进步同学酝酿投奔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8月，在镇原哥哥的帮助下，我们动身去延安。但因武汉失守未能到达，半途返回家乡。1939年春，我们第二次组织去时，镇夏弟弟也准备和我们一起去，他出面向朋友筹借路费，但只借到二百元伪国币。由于路费不够，他又主动留下让我先走。说母亲年纪大了，身边总该有人照顾，以后他再想办法去。
1939年春天，我们一行18人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途。历尽了艰辛，迂回曲折步行了半年多，于1940年元旦才到达延安。这时候全国已几乎全面沦陷，弟弟终究没有能够来延安。我在延安学习工作了多年，一直得不到镇夏弟弟的消息，心里非常牵挂他。
抗战胜利后，我被调到了东北工作。1948年秋的一天，我在办公室翻阅文件，突然发现了中共中央的电文报道，上面竟刊登着我弟弟的姓名，报道的竟然是刘镇夏的赫赫战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捧起了电文报道读了一遍又一遍。这真是喜从天降，
令我激动万分，欣喜若狂。没想到我们姐弟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可走的都是同一条革命的道路，我们是手足，更是同志!我举着电文告诉丈夫:刘镇夏是我的亲弟弟，他真了不起，这样年轻就已经是一位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指挥员;领导过三光企的农民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第二十团副团长。我更思念我的弟弟，憧憬着胜利后重逢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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