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解放军战士身披硝烟，跨进大上海，上自军长下至战士，谁都没有自认是可以享受特权的功臣，而是露宿街头，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以后，他们在霓虹灯下不为金钱美色所动，艰苦朴素，一尘不染。上海人民争夸子弟兵人格高尚。
这真是老话重提了。但这“重提”说明，一种美德是会长久地留在人们心头的。那末，生活中是不是还有更新鲜一点的事例呢?有的。
一位芭着舞女演员，在未婚夫因工伤而残废毁容后，考虑了爱情的价值以及爱情生活的责任和义务，经过郑重抉择，毅然成婚多婚后，又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丈夫.她在舞台上，把“美”带给了广大观众，走下舞台，又把“美的爱”献给了丈夫。人们说，她表现了新一代青年的高尚人格。
社会舆论也会对人做出相应的评价。
十年动乱期间，对于那些出卖原则而求高升的追风派、抱大腿捧奥脚而图发迹的马屁精，人们都认为他们人格卑践，避之若瘟疫。如今，对于那种拉拉扯扯、歪风邪道的钻营者，对于那种撑饱了肚子又为了金钱出卖灵肉的“乞食汉”，人们又觉得他们人格低下，羞与为伍。
可见，对一个人行为的评价，常常会归结为人格的高低。
“人格”也者，犹如说人品，是人立身行事的规矩，是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的总和，是人的道德品质。《礼记》中说“行有格”，也就是这个意思。情操和志趣，谦逊和自薄，忠诚和信义，正直和诚实，勇敢和谨慎，俭朴和慷慨，廉洁和奉公，热忱和淡泊，等等，都是表现着一个人的品格、品质，是现在常人所说的人格的基本内容。人格作为伦理学的一个概念，是指人的能够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其内涵也离不开人的品质、品格。
文学创作上有“人格化”这个名词，这是童话、寓言等等文艺作品中常用的拟人手法，对动植物以及那些非生物赋予人的特征，使之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行为。但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格，是不能用文艺的彩笔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涂抹得起来的。人剥削人的社会条件，曾经是劳动者人格发展的残酷限制，被压迫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发展了自己的人格，也正是在这里，区分出每个人有没有人格或者人格的高低。列宁说过:“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今天，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群众获得了权利、自由、尊严和价值，摆脱了人格发展的巨大障碍。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包括了每个人的人格发展。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然获得高尚的人格。只有当他真正理解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理解了国家、民族的需要，他才有坚强的信念，自觉地进行道德品质的修养和行为选择，表现出鲜明的人格。因此说，人格的核心或基础，还是自尊心、荣辱感、善恶观。
在公共场合，有时可以遇到那种凭了嗓门和无耻，用恶言秽语骂倒一切、压倒一切的人。他可能是“胜利者”，只是因为他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格，而有人格的人耻于与之对仗。在爱情的外衣后边，有的姑娘以地位、金钱、房产为条件取人，她可能获得了满足，其实不过是在无情的“情场’中待价而贾。在某些工作岗位上，有些干部搞“关系学”甚至明明暗暗地勒索“优惠”或“礼品”，他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在按劳分配以外用党性换取“报酬”。凡此种种，都表现了有些人不懂得自爱、自重，因而自己降低了人格，甚至丧失了人格。所谓自尊心、荣辱感、善恶观，历来都不是抽象的。在今天，它们都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一种内心体验。体验程度的深浅，必然决定着品德修养程度的深浅，表现出一个人人格的高下。
关于“实惠”思想，已经争论了一阵子了，攻之者说错，辩之者说对，很有点莫衷一是的味道。不久以前，那种唯利是图、唯钱是趋的行为，已经被归结为“向钱看”了。这种争论其实也涉及到人格间题，而金钱这尤物也确实很能区分出有无人格或人格的高下。马克思主义揭示出，资本家的本性是人格化的资本，这不是文学创作上的“人格化”手法，而是严整的科学。因为在资产阶级那里，金钱成了道德标准，善、良心、诚实、荣誉等等道德概念，都让位于金钱了，人的美德、人格都得用每人的钱袋来衡量。这是很可悲的，金钱使人丧失了应有的人格。钱，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我们这个仍然实行商品经济的社会里不可没有，它对于靠工资维持生活的职工来说，代表着物质利益的多寡。陈伯达曾经唱高调说:取消商品经济。这是想掏穿人民的口袋，当然不是人格高尚，而是别有用心。但是，在金钱面前究竟应取何种态度呢?起码不要被“孔方兄”拴着鼻子走，不要染上铜锈和铜奥，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才能保持高尚的人格。前据报端披露，有两名青年职工扭自离职去搞长途贩运，结果溺死江河。事情虽属偶然，但也有必然性，他们的人格连同肉体一起下了地狱了。我们不应当做物质的奴隶而应当做物质的主人，这样才能真正有做人的“自由”。工人胡阿素，辛劳一生，万元积蓄献国献民，人们称赞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金子般的心，也就是金子般的人格。
人格与国格是相通的。祖国的落严与人民的尊严互为保证。旧社会黄浦公园门口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既是对中华民族人格的污辱，也是对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我们祖国国格的蔑视。但是，中国人民在外强的肆虐面前却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认为“生一个人与生一个猫一只狗没有什么区别”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代表胡适，在黄浦公园这块牌子面前当然是舒舒服服、心安理得的，因此他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敢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大义凛然地阻挡侵略者铁蹄的吉鸿昌烈士，当他迈步关国街头的时候，却在身上特意挂出了一块牌子，“我是中国人”。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既维护了国格，也维护他自己那高尚的人格。中国人民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文明，创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奋斗，我们的祖国在国际上已经享有了崇高的地位。在这样的新时代中，难道还应当做那种碰到海外来客就觉矮了三分、遇见西方“文明”就自渐形秽的天涯零落人吗?不，应当挺起腰杆来在日益增进的国际交往中不卑不亢。不错，我国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但普迅曾说过，“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种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我们都来傲这种人格高尚的“竞技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