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年底，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转来通知，要我参加中宣部文艺局在鲁迅文学院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讨班学习，对此事我多少感到有点意外。此前，中宣部文艺局长李准同志给我来了个电话，询问我的教学任务情况，问我能否安排一段时间外出学习。关怀之情殷殷可鉴，我十分感激。我同李准同志只是在一次会上见过面，并不熟。我想，这次通知我参加这个研讨班学习，大概是因为这儿年写的文章的缘故。我自1985年后，对当时文艺界一些现状，写过一些理论批评文章，如《鲁迅柏杨异同论》、《再论鲁迅与柏杨》、《坛外杂话》(系列文艺随笔)、《评河疡》等。这些文章在全国文艺界引起关注，一些刊物、报摘、文集都曾转载过其中不少篇章。我对当时文艺界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的现象十分不满，写了不少与古代文学“分内”无关的文艺评论文章，所以评论者称我是“破门而出”(破古代文学之门，参加了当代文艺评论活动)。当时文坛很奇怪，确实出现了邓小平，同志批评的“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还相当普遍，形成了只准错误的东西“放”，不能进行正确的论理批评，使得错误的东西十分得意，越来越泛滥。出于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责任感，我就“破门而出”了。意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些文章只不过是为社会主义文艺摇旗呐喊，做点零敲碎打的工作，竟受到中宣部文艺局的关注。
尤感意外的是，研讨班主持者在开班时竟宣布我担任这个班的班长，我再三表示不可。主持者说，是领导决定的，不要推辞了，我只得勉为其难，好在还有专门负责班务的同志。我之所以一再推辞是有一个思想指导的，因为研讨班共到19位同志(原邀请20位，海南一位同志未到)，18位是中共党员，惟独我是民主党派成员，所以深感不安。1991年元旦，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设宴请我们研讨班的同志吃饭，祝贺新年。我跟敬之同志说：“贺老，安排我当班长不合适，我是民主党派的同志。”敬之同志笑着说：“我们知道你是民盟的同志，我们也知道你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党外布尔什维克嘛。”我感动地说：“谢谢贺老鼓励，我尽力朝这个方向努力吧!”
后来细细想了一下，参加研讨班的同志适合当班长的大有人在，不少同志都是知名文艺理论家，有文联主席、研究所长、刊物主编……之所以让我当班长，完全是为了鼓励、培养民主党派的同志，使我得到锻炼提高。我因此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并不只是统战部在贯彻统战政策、关心民主党派成员的成长，其他部门也同样关心民主党派成员的成长。在这次为期一个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班中，我学到很多东西，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非常
感激中宣部，感激文艺局的同志们。我一定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在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