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学院毛水清副教授谈起梁超然时说：“梁先生思想活跃，不为成见所囿，不因名家而畏，敢于在学术研究中提出新的观点，敢于商榷。他是‘唐诗论战派’。”
梁超然的好论战，乃如孟子云：“非好辩也，不得己也!”他还加入了关于((丑陋的中国人》的论战。
前儿年出版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初衷虽是为了借鉴以繁荣国内杂文创作，加强海峡两岸同胞的联系及文化交流。但由于社会“心理效应”，出版者刘‘此书出版后所产生的不良社会效果并未有足够的估计。现实社会种种腐败现象、丑恶观象以及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促使一些人去探索产生此类现象的民族文化背景，感到传统文化的因袭重负及国民性中的强大惰力，滋长了不安、不满和失望情绪，要借《丑陋的中国人》这杯“酒”浇自己的块垒，抒发心中愤忿之情。这本书一面世就成了全国畅销书并不难理解。同时也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如何正确引导读者?
遗憾的是，连一些资历颇深的文化人也接受了书中偏激、片面的观点，把柏杨抬到鲁迅的高度，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毛病“观察和剖析得更透彻了”。于是“中国人丑陋”遂成了大学生的口头禅。
梁超然惊愕了。这样一本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民族性的书，怎能不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分析呢。他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了《鲁迅、柏杨异同论—评<丑陋的中国人>》。《文摘报》、《文论报》、《作品与争鸣》、《中国图书评论》摘发转发了此文，使争鸣掀起了小高潮。湘版《丑陋的中国人》编者认为在所有批评文章中“梁先生的《异同论》是比较严肃的商讨问题的文章”。但还是提出了反批评。梁超然又写了《再论鲁迅与柏杨—兼答<丑陋的中国人>的编者》，使论战更深入下去。
梁超然的基本观点是：鲁迅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既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和国民劣根性，又肯定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华民族历史上有的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鲁迅总是鼓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奋发前进的勇气，有利于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新文明。柏杨与鲁迅“差之千里”，他的全面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偏激、片而观点，只会使青年读者丧失民族自尊、自信观念，助长弥漫于当前社会上的失望情绪，增加改革和建设的困难。
论战、争鸣不需要谁来作结论，由群众去判别是非。我肯定梁超然的是，他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研究，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运用辩证法和唯物论把握中华民族命运的进程。他苦心所在是希望区政协召开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研讨会”上宣读的《评<河殇>》的论文中，剖析了中国大地上从《河殇》热到《河殇》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克服《河殇》现象的措施。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是社会原因；党内产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脱离群众的现象及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使群众中有一种失望情绪在滋生。《河殇》利用了这种情绪。不言而喻，克服《河荡》现象，不是写儿篇批判文章可以奏效的，全社会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路线，克服各种腐败现象，恢复和发展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恢复群众的信心、信念。他的论文得到与会者的赞扬和支持。
我问梁教授：“书斋生活够安宁的了，你为何关注当今文艺界，不怕影响科研吗?”他毫不含糊地说：“书斋是联系着社会的。学者也要有社会责任感。关注当代文艺现象，使我的头脑不至于凝固在古代文献资料上，促使我钻研马列主义，应用马列主义观点去观察、分析、总结古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他还在恬静的书斋告诉我：“我写了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只是微观上的探讨。有余力我还想从宏观上系统地研究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至此，我对‘梁教授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曾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莫乃群题写一条条幅赠梁超然，其中“二分梁父一分骚”诗句，最得梁超然喜爱。梁教授并非要从政，而是说学者也要有政治灵魂，要提高政治素质、政治理论素养，要关心政治，关注国计民生，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真正的学者必定是有政治家的眼光，思想家的头脑。梁超然教授绝不超然政治、超然社会，我真为他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