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窗里的童话

    中国人一向是强调苦读的，连本应该欢天喜地的学校生活都被描绘成“寒窗”。两个字活脱脱地写出了一群紧锁眉头，在灌满寒气的屋子里啃着严监生们的干馒头的学子，正不折不挠地攻克天书般的难题。

    这样写学校生活和求学历程确实大大失真。诚然，高中的求学是件带点残酷色彩的事，但这个年龄特有的对幽默的过敏却为那座想象中的千年冰宫调上了点童话味。

    我们的教室是朝南的，可以称得上冬暖夏凉。但当玻璃窗在冷风呼啸的日子里很不巧地碎了一块时，全班学生便会无可奈何地收缩，调节自己的身体，直至收紧到最小。娇小的女孩子则像一堆小刺狠般挤在一块取暖，又要保持一定距离—刺狠怕相互弄痛，而她们是怕弄皱时尚的淑女装。在找不到窗帘的尴尬夏天，这样的喜剧镜头同样会出现—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睫毛的重量—地心引力连这样的小家伙也不放过，拖着眼皮越沉越下，随后整个身子也会像一块上好黄油般溶化、坍塌。

    尽管有时会受气象神灵的调侃作弄，同窗们依旧是一群热衷求学上进的杰出人物。在我们这个被称为“好学生抓一个是一个”的直升班里，几乎每个人都带着一点孔乙己型的迁腐和苏文纹式的孤高自大，或许还有尼采的疯狂怪僻。每个人都自诩为“才子”，每个人的感觉都一直处在最佳状态。男生们以带着神秘而不怀好意的笑容询问同年级仁兄一个藏在康熙字典音晃里的怪字，以得到“不知道”的回答为荣。若那个被问者知趣点，说一句:“大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下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请指教。”问者必会欣喜若狂。女生们则善于对邻班同胞的衣着吹毛求疵。人家穿得朴素点便会称之“保守”，穿得新潮点便贬其为“媚俗”。一个接一个站在门口的“时装批判专家”中间，其实也有不少将自己扮成小布店里廉价花绸的，或穿着名牌，却露出一截从地摊上淘来的衬衣的。这种指指点点的评说无非有助于提高虚荣和自信—虽然阿Q精神十足，但仍不失为一道喜剧味浓郁的风景。

    求学中另一些重要角色便是“为人师”者了。由于教师办公室和教室只有一条走廊的距离，所以师生间交流颇多。小时候只觉得老师们个个美丽善良，且清一色的女性，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真可称得上是圣人阶级的一员。而如今高中的老师则不然，除了有以男性居多这个特点外，还有各自精彩的性情。

    我们的英文老师说一口一波三折的伦敦英语，实在是个温柔可亲，脾性好到极点的先生。他的身材细瘦，又显几分柔弱，所以大多数同窗都吃了豹子胆似地在他面前尽展搞笑天才。而英文先生无奈至极也只是露一下惊愕状，瞪一下不太大的眼睛，并辅之以一些英文中的感叹词。

    英文先生的课总得不到一个满盘的好纪律—这可能由于他个人对笑话有着特殊的癖好。但可悲的是他并不具备高明的幽默才智，本想对课堂气氛作一些活跃的美好愿望总被调皮的学生所操纵，搞得每个人都快乐地大笑，有时甚至是很歇斯底里的笑。这时英文先生便满脸怒气地拼命想控制这局面—最后却总是他先抑制自己的声音，像二十年代美国默片中受挫的小人物一样可爱可怜地站在一边—穿一件窄小的西服，下巴上留着几天也没剃的胡须。但当我放学后，在走廊上遇见他，他却会首先把我在课上的恶作剧忘得一干二净，热情地对我说:“See you tomorrow。”

    与英文先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学老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张有着双下巴的很福相的脸，上面架着一副代表着高深莫测的黑框眼镜，走起路来也格外沉稳—我对数学老师一向是仰视的，除了基于教过我的数学老师都特别高壮这个原因外，可能还由于我天生就缺乏理性的脑子。所以当数学老师一脸严肃走进教室后，在黑板上白花花地写了一大片，然后自如地拍打一下双手问:“还有什么问题?”时，我就油然生出一种敬畏来。只是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那便是他总板着脸，缺乏英文先生那种“默片精神”。于是几个女伴迅速根据其形象取了一个“熊爸爸”的外号送给他，明知是“大不敬”，却还是喊上了口，因为有一种让数学老师可爱起来的作用。

    没事的时候到办公室帮老师们做些杂事，我忽然发觉“熊爸爸”其实是无需绰号修饰，便能制造活泼气氛的人，只不过这一手从来没向同窗们露过—许是怕我们误了功课。他有时和有着一张卡通脸的计算机老师大侃特侃，兴奋到极点时便涨红了脸，把胖手掌拍着腿跳将起来，开始极端快活地大笑—这笑与他在课堂上讲壤之别!—办公室也因他的天真而烂漫起来，真的像孩子气的熊爸爸走进了森林。而一打铃，他便会马上停止玩笑，理一理演绎出层层叠叠效果的头发，换上抵御粉尘的蓝大褂，步履沉稳地边走进教室，边收拾刚才笑的残局，去对付我们这帮孩子。

    男老师性情各有千秋，女教师则一律地呈现非凡的母性。每到课间，我站在走廊里与女伴们聊天，班主任老师会过来说:“晴，头发又乱了，我给你重梳。”尽管她分起发路来一丝不荀得如同做物理实验，但辫子还是会梳得一高一低，可我仍为此感到受宠若惊。末了她也不忘吩咐几句:“要考试了，记得回家做……”语文先生则更为温和慈爱。一日我和她谈起在家里常挨训吃板子的事，她和邻班的一位女老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啊呀呀，怎么舍得。你就送给我做女儿吧。成绩这样好，文章又写得这样老练，哪里去找。”我心里颇为得意，临走口袋里还装了一把糖。

   考试是和老师一样始终热门的话题。一年里总有几次令人神经打结的艰难险阻，家里书桌上的复习资料就像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摩天大楼一般拔地而起。就连晚上睡觉也不安生。有一次我在考试前夕的半夜醒来，望着暗暗的白炽灯，忽然闪过了抓气在氢气中燃烧的情形和化学式。重新睡下后我直笑自己傻，何必呢，我一直是以读书轻松而著称的，难道潜意识中仍藏着脆弱?

    紧张也罢，乐观也罢，考场上的监考老师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也罢，身后做不出难题的男生咬牙切齿也罢，填充题一帆风顺也罢，计算题性急慌忙算错一位小数也罢，我最爱考完试后的情景。

    若是考砸，我会用“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安慰自己;若是获得全胜，我会把满腔的喜气洋洋化作悠然的淡泊。幸而我一直是好运道的，初人高中的期中考拿到了第二名。于是那天我留下来和女伴们跳皮筋，一直到晚上六点。

    有人在一边看席绢的书一边跳，有人一边大口喝汽水一边跳，有人一边哼辛晓琪的歌一边跳。我呢，一边思量着周末的安排，是再写一段小说，练一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还是穿上平日不敢穿的短裙和父母上街吃意大利菜，一边享受着这项纯学生气的娱乐。

    从学校的教学楼里出来，天地已是暗蓝一片。虽没有满月，楼里几扇亮着灯的窗户却给人家的味道。一个还没出完黑板报的小女生就像家里的妹妹一样，在自己的教室里一边画报头一边为自己壮胆，唱着: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一路上收集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我听着听着便笑了:毕竟是女孩子，这种时候还带着甜蜜的憧慷。

    出了校门，回头望望教学楼和操场。白天杂色而繁忙的学校，到晚上变得像一首诗一样可爱，这是我从未想到的。以前只知道深秋的早上站在操场上，会忽然被一阵风卷起的沙子劈头盖脑打一掌，感觉学校真像个硝烟弥漫的沙场。而今才知道，学校更像我的另一个家。纯净的晚风又吹来了小女生的歌声，飘渺而空灵，我不禁地随着一道唱起来。走在一旁的女伴默默笑着，皮鞋嗒，嗒，嗒，踏着拍子。—我们老了定会这样坐着摇椅慢慢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