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年中学生活

    1950年我考人附中初中，1956年高中毕业，到现在离开母校已整整40年了。我心里一直想着母校，惦记着母校的发展。我们年级在京的同学，几乎每年都聚会一次。我虽不在北京工作，但无论在哪里工作，我都赶来母校参加一年一度的聚会。大家一见面都兴奋地谈起中学时代的学习和生活。甜蜜的回忆，使我们忘记了经历过的曲折、磨难。

    我一直工作在石油战线，从大庆到大港，又到任丘油田。1974年我在大港油田设计院工作的时候，曾邀请母校的老师们来大港参观。我见到了辛勤教导过我们的老师尚兴久、陈克歧、王文彩、龙淑英、陈锡芝等，当时就像久别的孩子见到母亲一样，有多少话要跟老师们说啊!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全国正在批判师道薄严，大树白卷先生。面对我这些敬爱的老师，我心情非常沉重，总想找些话语安慰他们。老师!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永远感激你们的教诲!20年过去了，现在可好啦!1996年阴历正月初四，我赶头班汽车从任丘市出发，赶到母校参加年级聚会，会上大家热烈讨论着迎接95周年校庆的准备工作。我觉得迎接校庆，首先要继承和发扬附中的优良传统。现在就我回忆写出几条作为向校庆献礼吧!

    我人中学时，正赶上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成立，正从战争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百业待兴，困难重重。美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了我国的鸭绿江边。全校师生情绪激昂，积极投人抗美援朝的运动中去。全校同学纷纷要求参军，到前线打美国鬼子。有一天早晨全校师生在礼堂听广播，当听到美国飞机轰炸我国东北丹东时，许多同学跳到台上，要求参军，要求到前线去，保家卫国。在欢送同学参军大会上，高一学生吴树德戴着大红花坐在主席台上。吴树德的父亲吴文仲老师代表家长讲话。他穿着大褂，一上台先扇扇子，台下一片笑声。吴老师说:“有人怕儿子去参军，就给他说个媳妇，把他拴住，我们可不能那样干。他就是有对象，我也给他断了，让他安心打仗。”这时台上台下一片笑声。吴树德复员后成了家体操队队员，并在世界体操大赛中成为第一个单杠冠军。50年代，学校政治气氛很浓，同学们都把自己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大家都积极争取人团、入党。学校党支部每发展一个人人党时，都在图书馆召开大会，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当时我还不是团员，但每次发展会我都参加。在讨论教导主任钱芳老师人党时，好多同学都感动得哭了。人们想的都是要求进步，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将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把如何吃好、穿好，升官发财当成最大的耻辱。我看了苏联电影《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很受教育，就报考了石油学院的管道专业。大学毕业时，填的志愿:大庆、新级、青海。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我们不考虑个人的利益。许多同学都是根据国家的需要选择自己的志愿。我的一个同学，他叫徐中富，学习好，经济条件也好，他响应国家号召，报考北京师范学校，愿当一名小学教师，报考师范的还有班干部冉乃彦、符气正、向玉梅等。学生中的党员、团员，都能起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学习刻苦，成绩突出，关心后进同学，做同学们的知心朋友，以团支部为核心，团结全班同学，形成友好的，上进的集体。

    1952年全校召开表彰大会，表扬彭起超(彭德怀的侄子)和苏志义两位同学，他们先后在北海公园和天安门前玉带河中救过落水儿童。林远主任代表学校奖励他们每人一本书《为人民服务》。这件事对我们教育很大。

    40年来，祖国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我也不例外，我曾在不同时期，受到审查、批斗、游街示众、我曾想到死，但我一想到建设祖国的重担，’想到母校对我的培养，中学时代立下的哲言，我又顽强地活下来了。

    我的老家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少儿时看到抗日游击队员、人路军战士，他们出生人死，为人民解放流血牺牲，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在中学六年，一直接受着党的教育。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形象，对我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工作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我能每日平均睡眠不到四小时，坚持一年，不叫苦，不叫累。别人不愿干的重活，我愿干。有时于完一项设计任务，要掉十斤肉。这种刻苦忘我地工作，是母校教育的结果。为祖国服务，就是我们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