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先生还没教我们时，我在校园里见过他。中等个，戴着眼镜，留着背头，白白胖胖的，一看就是一位学问家。我初二和高 的语文都是高先生教的。高先生最突出的特点是对工作、对学生极端热情。他对学生以表扬为主，但也有不客气的时候。在上初二时，他曾批评罗力更作文不认真。我们认为罗的学习班上数一数二，不知为何要挨批评。然而，罗力更能正确对待老师的批评。下次作文写了一首长诗，立刻得到老师的表扬。有一件事，我一直为之感动并永记在心。一次我在教室的外走廊问高先生:《分马》这篇课文的主题思想是什么?高先生怕冷风吹我的脸，他的脸对着风回答我的问题。高先生在课堂上反复讲，一篇文章应如何引人人胜，如何利用烘托、对比、夸张、冷嘲、热讽等手段以更好地表现主题，不能说了半天不知说的是什么。高老师还说:“写文章要具体，不能抽象，说空话。如果写武松打虎，说武松以大无畏的精神，给老虎以无情地打击，最后致老虎以死地。这样《水浒传》就没人看了。”我走出学校后。搞了近四十年的设什.深盛语女的重要。这期间不知有多少次要在大的场合汇报设计方案，在下边听汇报的人不乏有部、局级的大官。在汇报时我都能用高福增、沈藻翔、时雁行、龙淑瑛等先生教的表达方法，还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从沈绍武、尚兴久等先生那里学来的幽默。每次都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达到汇报的目的。一次在新摄汇报完后，一个人说:“这位老兄的表达能力够意思，可以人段，九段不敢说，八段足够了。”
听到这些话，我认为这是在表扬我的老师们。1974年，我知道高先生快退休了，就到学校去看望他。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四人帮”正在批判师道葬严、树立白卷先生，学校的秩序很乱。听说在这以前，高先生、尚先生还多次被揪到台上挨批判。高先生本来是有名的胖老师，却已成了瘦老师，而且明显地衰老了。他见我去看他，十分高。说:“有你们这些学生还惦记着我，我很满足了。”他对文革前那校风、那学生，赞不绝口。他说:“我曾经是你们那届四班的班主任，当时的班干部、党团员对工作特别积极主动，如崔维蓉、陈丹桂、杨益仁、张淑文等，我这个班主任好当极了。”他对1974年那时的文教悄况十分优虑。他好像在说，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高先生确信，这样的时间不会拖的太久。后来的事实正被高先生所言中，不到两年“四人帮”垮台了，我们的母校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我打听了高先生，听陈克歧老师说，他已经故去，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他的人党问题。听到这些，我感到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