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老师

    “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每当我在工作之余夜晚读书时，陆游的这些名句就浮上心来，现在头发岂止变白而且稀疏日甚，灯下披阅的又多是文体日新月异的报刊，幼时读过的诗文片段虽然常常忆起，但我一找中学时的国文课本，几乎全部佚失，这仿佛失去了童年的挚友，深为遗憾。还有比这个更为遗憾的是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男部)读书时，1940-1941年教授古典语文的张少元老师，我竟在1943年毕业后始终没有去看望以求得更多的教诲，现在先生早归道山，晤面无缘了。这除了怪自己懒惰之外，还应归咎于40年代以来亘30年的席卷全国的激进思潮和极左的运动，我在这狂潮里也备受折磨，从而也曾无例外地对学过的中国古典文化知识的价值一概予以否定，这样与以往从之问业的国文老师的关系的疏远，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张少元老师名鸿来，关于老师的生平事迹，在雷梦水著《书林琐记》(人民日报出版社)里有长文介绍，在此，不必多谈了。老师在小学、音韵、目录、版本各方面造诣的精深，以我们当年十五岁上下的少年确是难以了解的。现在只能说一些老师在教我们国文时的琐事。

    张老师身材不高，背微驼，头发微白，戴着眼镜，总是慢步踱人教室，也总是带着和蔼慈祥的笑容看我们，他从没有疾言厉色，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老学者，由衷敬服，所以课堂秩序极好。他上讲台后，就带着天津口音慢条斯理地开始讲课。

    那时大家用的是日伪时期华北教育编审会撰编、由“国立编译馆”印行的高中国文课本，它按照文学史顺序编排，即高一讲的是先秦两汉文章，高二、高三则依时代递降，年级越高，反而越来越浅，过了十几年，同学同级一班许曾重告诉我说，这一套国文教科书是有心人编的，他们把宜扬爱国主义的精神不着痕迹地融人编选之中。张老师担任高一国文课，教我们读的是《尚书》、《诗经》、《老子》、《左传》、(礼记)、《荀子》、汉代乐府等，若干篇他一上来就交代说，他怕我们不易理解，对我们只讲明书表面的意义，深的内容不能讲了。他讲课时，我们就在字句旁注上生词的释义，他用抑扬徐缓的语调朗读并逐句讲解，留给大家充分体味文意的时间。如讲《诗经·葭》，他动听地念着：“装菠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涧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确实，这里的“溯洞”、“溯游”的意义是不容易得到确解的，但诗歌的美丽的韵律和意境，加上少年时代无限的幻想，使人神驰于另外一个世界，于是几千年先民的感情不知不觉地同自己通连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爱国的思想就这样一句一句地渗人我们的心中。日本帝国主义和敌伪政权痴想用古典作品麻痹少年一代，忘掉反抗，结果适与他们的企图相反，正是这些作品引导我在高中时就热烈地爱上陆游的诗，尤其耽读《剑南诗稿》中那些充滋着爱国抗敌精神的名篇。

    每讲完一篇文章或一篇中的若干段落，老师就要选出一段，不超过二百多字，叫大家课后背诵下来，所以那时放学回家，晚饭后，马上在淡黄色的灯光下，打开国文课本反复朗读，直到全部背熟。第二次上课，老师就点名叫同学背书，不是每个人都要背，一次他只叫两三人，但我们都不敢存侥幸心。先生听过背诵，就在一个本子上记下来评分，谁也不知道他用什么符号记的。在背诵中间，有时想不起来下文，老师只是微笑地叫坐下，从来没有别的同学敢小声提醒。这种严格的训练，使我至今还能忆起古典诗文的片断，脱口而出。在同学中，贾长兴(已故，他写得一笔很好的褚字)记性很好，每次背书都滔滔如流水。

    每两周有一次作文课，要求在两小时内当堂写出，用毛笔誊录在绿色竖格纸上，不许带回家去做。大家读的是古文，写的也是古文。字数不加限制，两段约在四五百字内。第二次堂上，先生不点名地评论交来的文章里POP写得好，哪些句子写得好，然后逐一发还大家。写得最优的，他就在题目旁边用红笔画上三个小圆圈，次等的两个，再次一个。也有一个圈加半圈，若是两个圈加半圈的即将近全分了。直到近年，我才知道这个圆圈符号是清代乡试、会试房考官在应试者卷子上通用的。在全文后先生还加上一行评语。

    第一次作文课，先生命题“中秋之夜”，我就模仿苏轼《记承天寺夜游》那样清雅的小品写了一篇，开头是“缚暑既去，阶前早作秋声矣，”然后说我的庭院里“植桐二本”(其实只有一株大槐树)，我如何步月中庭，听桐叶作响，想到此时赏月者何止我一人，结尾是什么，“四壁虫声卿卿，几不成寐。”没有想到发下来一看，老师在题目旁边勾了三个圈，在他认为佳句旁又密密加点加圈，在文后用瘦劲的行书批了“遣词精了，作赋文才”八个字，这个褒奖大大地震动了我，从此我对古文的兴趣更加浓厚了。这篇作文和其他经先生批过的习作，我曾珍藏了二十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家人无知，怕文字贾祸，竟不告诉我把它们付之一炬，真是可惜。

    这里毫无露才扬己的意思。前面说过的贾长兴同学尽管背书很好，但每次作文总不能人优等，那时每人的成绩自己知道，彼此从不交换观看，承他一次给我看了一篇，我觉得文章的理路似乎有些不清。他颇以未得高分不平，一次在课外堂上高声大呼以舒愤慈了。后来在发作文的课堂上，张先生不知道贾有不快的心情(那时不设班主任，同学也不会打小报告)，却微笑地对贾说:“贾长兴啊!我们初学作文的人，不能效仿龚自珍那样文字呵!你看，龚自珍《游庸关记》是难学的呵!”确实，龚的文章的风格多是跳宕悠肆的，老师劝我们不忙着模仿他。在批评同学的弱点时，张老师就这样委婉地启发他去内省，而从不简单地指责。

    如果说老师只是严肃地教书，多一句话不说，那就错了。先生讲书时附带地告诉我们一些典故和笑话。先生讲《荀子·劝学》时指出清代学者钱大听的(十驾斋养新录》取名就来自这里的“弩马十驾，功在不舍”。讲汉乐府诗时说:“琉璃厂书肆的人，目录版本都很精通，就是把乐府(yue fu )说成le fu，把《世说新语)说是王义庆著(应是南朝刘宋封为临川王的刘义庆)这就错了。”一次讲字音，他谈起，许多年前，他在北京碰见一位南方人问路，那位有口音的人问他:“jie ba gai”在哪儿?怕先生听不清，紧接着连问jie ba gai。先生先也不懂，后来才明白问的是“棋盘街”，这样诙谐不雅的话出自道貌岸然的先生之口，大家先是愕然，继之忍俊不禁了。

    先生也谈过自己的事，一次慨叹说他初来北京时，《左传》很熟，只要旁人提一句话，他马上就能找出在哪卷，而今老了，不行了。又曾诵过他曾给京剧名伶净角郝寿臣的诗，那时郝隐居不出，以此反抗日伪逼迫他演戏。这首律诗是“不薄今人爱古人，从此英雄面目真，善战每惊观壁上，孤吟独不到江滨……”开头用了杜甫《戏为六绝句》，颈联分别用了项羽、屈原的典故。下半记不起来了。

    课下在南新华街琉璃厂一带到处扬着尘沙的路上我们常常看见他挟着浅蓝色的小布包，里面大概是新买的古书吧，从容地走着。春节厂甸的一排排书摊上，常见他弯着腰端详检点他想买的什么书。我们见到他当面走来，总是离着约二米远，鞠躬行礼，他报以点头和微笑，这和蔼的笑容里充满了爱护鼓励下一代人上进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