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一年的末尾，我们北京师大附中“老三届”的几百名同学欢聚在母校，共同商讨纪念校庆!00周年的大事。刚一迈进会场的门口，我就看见一位身材瘦小但精神熨铎的老师—杨子坤。我忙跑过去向老师致意，老师亲切地握着我的手，直呼着我的名字。近四十年了，老师的记忆还那样好，真是让我感叹不已。看着他那热情的笑容，听着他那仍显浓重的南方口音，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初中时杨老师教我们的政治课。
那是1962年，我们上初二的时候，杨子坤老师教我们读毛择东同志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杨老师年纪轻轻，风华正茂，讲起课来津津有味，只是他的口音实在让我们有些吃不消，并且，《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伟大的著作，对于我们这些才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也确实显得深了一些。幸好杨老师不是单纯地灌输，而是引导我们如何去读书，教我们抓住重点，学写读书笔记。尽管我们仍然有些借借佳懂，但是完成作业还是很认真的。写一次，老师就讲评一次，而且是以表扬为主。谁受到表扬心里都乐滋滋的，学习热情日渐高涨。记得有一次老师提到了我，大致是说我对“认清中国的国情，即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个观点进行了分析，有一定的理解，说明用心读书了等等。说真的，何谓“认清国情”，不要说当年，就是现在已经年过半百的我，仍然感到难以说清楚。但是当时老师的一番肯定，却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甚至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还有一股莫名的激动。原因何在呢?
其一，老师教给了我如何读书。经过老师的点拨，我似乎意识到，学习不能只靠听老师讲课，而要学会自己读书。读书时既不能死抠文字，也不能面面俱到或浅尝辄止，而应该抓住主要论点，进行深人思考。可能就是从这一刻起，加之此后各位老师的多方引导，使我逐渐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并且受益终身。由于“文革”和其他原因，我没能进人正规大学学习。但是中学时期受到的教育促使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自学，最终拿到了在职研究生学历，而且我自认在学习中没有自欺欺人的行为，因为我要的不仅是文凭，更重要的是知识和本领。每每回想起这些，我都十分感念母校良好的校风，感念杨老师以及各位老师的教海，使我们身离学校后仍能够以社会为大课堂，不断地从实践中汲取知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成长。
其二，老师教会我如何做人。虽然初中时我并不懂得什么是“国情”，但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国情深人精辟的分析，以及杨老师富有激情的讲解，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在附中的几年又不断到工厂、农村和部队锻炼，“文革”的上山下乡，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使我们对国情有了一点了解。由此，考虑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的观点逐渐在我的心中明确起来。虽然我工作的范围很局限，但是“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的道理同样是适用的。当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甚至在个人利益方面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在附中时学到的做人的道理和务实的精神，却使我无怨无悔。
风风雨雨几十年，也许杨子坤老师早已忘记当年给我们上的那一课，但是它在您学生头脑中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它使我的思想从混沌转向清晰，它伴随我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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