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写过关于孔子的书和文章，但总觉得愧对圣人。孔子教导我们“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倘若有人像我这样三十而“未立”，四十仍“有惑”，他怎敢面对孔子?
对于天才或者狂士来说，四十是一个很危险的年龄。东晋名士王檬三十九岁得了重病，临终前，对着镜子中的那个憔悴的“自我”悲泣，“如此人，曾不得四十!”王像是很自负的，对自己的才华，对自己的外貌。年轻的时候，看着镜子中那个风流调悦的“自我”，情不自禁地叫着他父亲的名字赞叹:“王文开，王文开，你怎么生出如此漂亮的儿子!”在心理科学发达的今天，王像的言行难免要被诊断为“自恋狂”。
秘康也是三十九岁去世的。被诬下狱后，有感于自己的刚直峻烈、件世傲物，狱中作《幽愤诗》，说是若能出狱，便“采薇山阿，散发岩帕”，去过一种超然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然而，走上刑场，袖康依然是一位狂放不羁的勇士!你看他“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面对死亡，裕康也“自哭”，不是以“泪”，而是以“琴”。王澡的自哭，徘侧低回、哀怨凄凉;a康的自哭，则是耿介清刚、雄浑悲枪。
像秘康、王像这样的千古名士，在“不惑”之年尚且“有惑”;我等凡夫俗子，如何能够“无惑”?四十岁，是“曾经沧海”的年龄，所见愈广，所思愈深，其结果是所惑愈众;四十岁，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理解了自己的孩子也理解了自己的父母，却不理解孩子为何要重复自己的缺憾，就像自己重复父辈的缺憾一样。
一个有着健康人格的个体，他的生活行为应该是:一边做，一边思考所做。这种“思考”，便是对“惑”的认可与回应。·没有了“惑”，也就没有了“思”;没有了“惑”与“思”，也就没有了生命的诗意与哲趣。西人有云:我思，故我在;似应在这句话前面加上:我惑，故我思。
人一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着不同内涵不同层次的“惑”。旧“惑”方解，新“惑”又起，无穷无尽，永远刺激着生活的热情，永远酝酿着人生的厚重。“无惑”的人生阶段，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我更感兴趣的，是孔子另一段关于“四十”的语录:“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那意思是说，四十岁还被人厌恶，他这一生也就完了。我以为，一个四十岁的人，仅仅因为“有惑”是不会被“见恶”的;相反，因其无“惑”而无“思”的人，才有可能“见恶”。不过，一旦真的“无惑”、“无思”，其精神生命也随之停止，“见恶”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