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毕业十多年后又回母校读书了，只是这次的“读书”不是为了文凭。
去年春天，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的马良怀教授发起“中国思想史读书会”，我因为一直在研究六朝文学思想，故闻讯而至。读书会选定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共六册)为阅读对象，每月读一册，然后在当月最后一周的周二相聚在桂子山，交流读书心得，并探讨思想史上的一些理论问题。
侯先生的思想史早就上了我的书架，做博士论文时读过其中的一些章节，也曾想过要通读全书，当一看它洋洋三百万言的巨制便吓得不敢开卷。这次参加桂子山读书会，有了压力也有了交流的渴望，春去冬来，竟将它从头至尾地“啃”了一遍，收获还不小。侯先生在开始他的史学研究之前，曾花了十年的时间习译《资本论》，因此他研究中国思想史从政治经济学人手，具体地说是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人手。这一出发点决定了侯外庐思想史写作的唯物主义特色，和思想史与社会史并重的理论原则。侯先生清理上下几千年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超出了一般哲学史、学术史以正统儒学代表人物为主线的案臼，着力发掘了一批历来不受人重视的反正统异端思想家，如王充、王符、仲长统、范填、陈亮、李货等。
侯先生的研究方法是“阐微”与“决疑”，前者指用科学方法从古文献中发掘历史隐秘，后者指关心并解决历史疑难。
桂子山读书会对侯外庐思想史的评价是有争议的。侯先生谙练马列，用唯物史观“格”中国古代思想之“义”，得心应手且自成体系，显示出新史学家的功底与气魄。但是，由此而将大大小小的思想家全部按或 “唯物”或“唯心”来划线排队、褒贬减否，显然有公式化教条化之嫌。语词是思想的载体，而汉语的多义性决定了中国思想史概念范围的复杂性。比如说，老子的“道”、董仲舒的“天”、王充的“气”，就很难简单地说它们是唯物或者唯心。
1997年的最后一次读书会，是讨论思想史的第六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侯先生将明清之际的思想定性为“启蒙”，其出发点显然是“资本主义萌芽论”。史学界已有人对“萌芽论”提出质疑: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此时期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阐述思想的前提是对“亡天下”(异族统治)的愤您，并无自觉的“启蒙意识”。将西方思想史的“启蒙”概念毫无中介地套用在中国，有削足适履之弊。
新年之后，读书会上有了不少新的面孔，有路如山的也有南湖畔的，新老学友争论起来十分热烈。大家肯定侯外庐思想史的历史价值，同时又认为中国思想史有重写的必要。而“重写思想史”，其方法论前提是要重建中国思想史自己的话语系统。早在五十年代，侯先生便说中国学人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但回顾本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无论是侯先生自己，还是氛围中，桂子山读书会便显出它纯粹的学术味道和形而上魅力。前几天上路咖山听美国哲学人文科学学院院士杜维明教授讲学，杜先生谈起美国一个纯学术的“席明纳”( Seminar，可译为“高级研讨班”或“学者对话”)，已有两百年历史。杜先生1985年的一次发言，是那个“席明纳”的第一千六百八十五次发言。桂子山读书会也是一种“席明纳”，但愿它能坚持下去。“一千六百八十五次”不敢奢望，一百多次还是可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