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大夫的女性人格
西方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男性具有女性人格，反之亦然。荣格将男人心理中女性的一面称之为男性的阿尼玛(朋1阴)。一位中国学者最近撰文，专门讨论具有中国特色的“阿尼玛”—(臣妾意识与女性人格)
中国历来讲“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大老爷们主宰沉浮，何来女性心理?问题就出在“三纲”里头。文人士大夫，在男女、夫妇的关系中，他们是阳;作为人子、人臣、他只能属阴，“臣妾”一词，颇能说明他们的尴尬处境，孝子事父、忠臣事君，与女子事夫别无二致。男子需以阳刚为美;然而，除了专制君主，哪一位男子能真正地实践这种美?孟子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为大丈夫的人格标准;然而，社会文化又处心积虑地要使“大丈夫”们丧失阳刚骨气和人格自尊。一位士人，其实现自我的期望值越高，其“阉割情节”就越严重。司马迁“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之叹，渗透着强烈的屈辱和悲愤。
士大夫的臣妾意识与女性人格，外化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性智慧和女性逻辑”(林语堂语)，前者指作品艺术风格的阴柔之美，后者指文学设计上的“自拟女性”。“自拟女性”始于屈原，在作者与君王之间，作者是与其他女人争宠的美女;汉代司马相如作《长门赋》，将屈子的“明喻性”拟女性改为“暗喻性”，赋中陈阿娇，成了作者的化身，并被抽象为一种失意文人的典型。魏晋文人崇尚女性美，傅粉、施朱、薰衣、佩香囊……曹植的(洛神赋》、《美女篇》更是以其敏感、细腻、幽曲、深微的女性心态，写出“臣妾”的骚动、痛苦与幽怨。唐以后，文人心态进一步软化，豪爽如李白，也是“十首九首妇人酒”，即便是一生不做妇人诗的王安石，在宋神宗对他“眷顾稍衰”之时，也情不自禁地写下一首《君难托》，以“拟女性”方式抒发其悲凄。时至明清，作家的女性人格，表现为不少的长篇小说和戏曲中的男主人公具有明显的“阿尼玛”，如贾宝玉、西门庆、张生、柳梦梅，等等。纵观中国文学史，正是社会文化、伦理宗法、专制政体诸种原因，最终铸成了士大夫文人的“女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