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三八”节，报社整编运动已告一段落，刚刚解冻的自然气候与政治空气相吻合了。母亲去世的恶耗传来以后，一直难得回家探望的机会，这次终于获得了组织上的准假.我和同乡吴淑贤一起踏上了回家探亲的路.在齐市慰藉老父的日子里，看得出老人家几次欲言又止地提到:“该在外边成个家了”否则他不放心。因为老父深知我不愿早谈恋爱的脾气，在我既没肯定也没否定的矛盾心情下，返回了报社。由于母亲的过世，精神上总有一种失落感，这时同志们的劝慰都很感人，可总是解决不了我感情上失去的平衡。这时，我发现一个与众不同的关心着我的人，他就是经常带领记者外出采访的黄照同志。我们在乡下遇到气候突变，是他督促后勤部门为我们送去老羊皮大衣;我探亲回来以后，是他第一个提醒我过度悲伤会损害身体，当我工作上有点成绩而沾沾自喜时，是他批评我不要原地踏步走;当我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知如何才能克服骄傲自满情绪时，又是他告诫我不要谨小慎微……逐渐地我有话便愿愈找他倾诉。一次，在“天主堂”大院躲空袭时，我们自然地闲谈，竟引起了许多同志的猜测。其实那时我们的相处并没有超出要好的同志范围，只是到后来，四平解放了，组织上派他去办《胜利报》(四平分版)时，才在行前向我透露了爱慕之情，我也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已发现他对我的尊重。比如他有些人所共知的毛病，话不投机爱发火;纸烟也吸得不轻.对这两件事，我只用话轻轻一点，他居然明显地改正了，加上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也不错，那还是在新干校的教务室，他去接干部时，我只用眼一扫就看出这是一位举止稳重而潇酒的记者。但是在这之前，还从未想到恋爱向题上，经他郑重提出后，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了，只是觉得他年龄比我大了十几岁，有点犯核计.这时，我需要找自己最信赖的人去请教.一天晚上，我来到了纪潜同志的住处，正好只有她自己在家，她闪烁着智慧的眼神望着我，好像早已明了我的来意似的.当我把自己对此人的看法全部倾吐出来时，她认为年龄问题并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看人品(当然政治品质排第一了)与感情如何，经她提醒.立刻打破了我的顾虑，心想:早点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也好，以便更集中精力地工作，于是，当机立断，马上写信作复。
不久，听说四平分版人手不够，组织上往四平增派力量时，把我也派去了。在四平分版工作的日子里.人员少任务重，虽然是四开四版的周双刊，却只有两名记者、四名电台工作人员(两名报务、两名译电)、一名管理员，印刷厂只有一名厂长，就地组织工人印刷，加上亲任编辑工作的分版主编.总共不到10人。可是，当时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鼓舞着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一天忙到晚，从不知疲倦为何物。
就在这时，黄照同志向我提出了结婚的想法。我原想已确定了恋爱关系，过几年再结婚不忙，主要怕婚后家务牵累影响工作，他却表示:婚后绝不会影响工作，吃饭有食堂，穿衣有后勤，不会有多少家务琐事，再说他自己在延安还学会了针线呢.另一方面，我看到他日夜为工作奔忙，有时晚上还要冒着敌人打冷枪的危险，到印刷厂去付印，便不忍心再让他为这事分心了.于是我们便抓紧向组织上打报告，不久，白城子增派译电员来四平时，便捎来了组织上的批复，以及同志们的祝贺.记得总编辑兰干亭同志的贺联是:“黄王不分请踢优俪玉照;内外结合多写锦绣文章。”下面小注云:湖南口音黄王同音;内外，指文秀是内勒，老黄是外助也。兰总编的良好祝愿，代表了后方同志们的关怀。
我们的结合，既没有喜酒，也没有任何多余的礼仪，只有两顺相约为共同事业奋斗终生的火热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