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附中“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4年9月，我由师大男附小保送，升人师大男附中初一(3)班，当时我们是男女生分班，每年级两班男生，一班女生。因为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男女生平时互不来往。

    师大附中一直是著名的好学校，教学水平高，校风朴实无华。当时我们上学时穿的校服很简朴，男生类似中山服，女生夏季白色中式上衣、黑裙子、白袜黑鞋;冬季灰上衣、黑裙子、黑袜黑鞋，衣饰虽然简单，但自然有一种高稚文静的气质。就是平时不在校的时候，多数同学也穿着朴素，从不刻意打扮。老师经常教育同学们要守公共道德，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做一个正直的人。当时的校歌中也教育同学们莫忘了诚、爱、勤、勇。每逢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或欺侮的国耻纪念日，老师们特别是教公民课的李澄之老师(解放后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经常教育同学们“勿忘国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烧杀抢掠，紧接着又占热河，并把毒手伸向华北。当时我们虽然年纪小，但要求抗日救亡不当亡国奴的思想已经深深地印在心中。

    1935年12月，为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日寇阴谋策划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北平学联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发动大、中学校爱国学生，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一二·六”抗口救亡爱国大示威游行。当时师大附巾和刚成立的北平学联还没有联系，所以这两次游行我们都没有整队参加，只有极少数同学分散参加了。1936年2月1日成立了进步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在附中就有七十多人参加“民先”，组成了附中“民先”分队，在当时成为北平中学当中“民先”队员最多的一个学校。以“民先”队员为骨干，成立了附中学生救国会。我是二月份被大班同学介绍参加“民先”的，又被选进救国会宣传股当干事，当时我才初中二年级，还是个小孩子，但爱国热情特别高，一心想将来拿起枪杆子上前线打日本鬼子，所以幼稚地认为功课学不学没关系，经常在课堂上答过“到”后，就溜到救国会办公室去帮助印传单，到街上去散发传单;还参加读书会，读进步书籍;参加歌咏队，唱救亡歌曲;学拉丁化新文字，学世界语;演话报剧，星期日组成小队到郊外去向工人、农民宣传抗日救亡，有时还到城外去练习打游击战，简直是忙得不亦乐乎。

    当时“民先”还算是秘密组织，在校内不公开，以“民先”为核心，我们在学校又组织了一个公开的组织叫“大路社”，这名字源于当时进步电影《大路》中的主题歌。1936年春天，“大路社”组织了一次远足和露营，为了锻炼抗日的坚强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几十个同学背着行李，用小驴驮着帐篷，徒步到西山去露营。第一天先到当时最大的工厂石景山发电厂，和工人一起谈抗日救亡，然后又途经八大处、香山、温泉等处，一面沿途宣传，一面刻苦锻炼，每天走几十里路。每到一地，我们自己动手搭起帐篷，‘采摘野菜，吃黑面馒头、咸菜，捡柴烧火做最简单的野菜汤，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准备将来参加抗日斗争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记得有一次，我们下乡到南苑、大红门一带去宣传，我们先一起唱救亡歌曲，吸引农民来听，然后由大班同学讲演，控诉日寇怎样压迫蹂躏东北同胞，当亡国奴的痛苦，东北义勇军怎样英勇杀敌，讲日帝灭亡中国的野心，华北危在旦夕，号召大家起来抗日救国。当时农民既看不到报纸，更没有现在的广播电视，所以他们很喜欢听学生讲话，常常听得和我们一起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想到在我们回城的路上，突然下起瓢泼大雨，电闪雷鸣，有的大树被雷劈倒了，我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我们无所畏惧，手拉手勇敢地朝前走，每个人都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当我们进到北平城里时，大街上雨水流得像小河一样，我们膛着水，女同学的裙子都湿得贴在腿上，我们只好两手提着裙子走，街上的人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害羞，反而很自豪，因为我们干的是光明正大正义的事情。但到了学校后，我们究竟还是小孩子，怕家长骂，不敢回家。同学李菊萍(现名黎频著名表演艺术家)的父亲特别严厉，只好请她的哥哥李德伦(奢名音乐指挥家)先偷偷回家取来干衣服，我们跑到男浴室(当时没有女浴室)去冲洗干净，换上干衣服才敢回家。现在想起来既好笑又觉得很有意思。

    我第一次参加抗日游行示威，是1936年3月31日。当时正是“一二·九”、“一二一六”后，学生爱国运动遭受大规模镇压，很多学生被捕，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的时候。这时已被捕的河北高中的郭清同学3月9日碎然死于狱中，他是一个年仅18岁的普通爱国学生，由于受到酷刑折磨，加以囚室卫生条件极差，郭清身染重病，得不到治疗，遂含恨而死。

    市学联的领导人感到极大愤怒，忍受不了这样的压迫，为了表示抗议，并冲散当时笼罩在北平上空的沉闷气氛，决定于3月31日在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举行追悼郭清大会，并准备游行示威。这次不是各校大规模整队去的，而是由各校“民先”队个别通知“民先”队员和抗日救国积极分子自愿参加的。我和附中的几十个“民先”队员，抱着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义愤填膺地参加了这次活动。

    追悼会的会场庄严肃穆，礼堂内点着蜡烛，四周摆着各校学生吊唁的大批花圈和挽联，’平津学联送来白色横幅一条，上面写着“郭清今日不死，为民族而奋斗，虽死犹生”。一口白木棺材，放在礼堂中央，棺前挂着郭清的速写像。追悼会上大家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爱国运动，迫害青年的罪行，发言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我们也都流下了悲愤的眼泪。大会通过决议案，一致要求警察当局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实行对日抗战。这时军警当局已派出了大批军警、特务打手，包围了北大三院，还在校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北大又出了布告，开除北大学生会的四个负责人的学籍。这一切使开会的学生怒火满腔，有人高喊“我们为了追悼郭清和巩固我们的精神，要抬棺游行。”我们大多数与会学生都表示赞成，马上抬着空棺整队出发，但校门已被军警封锁，我们决定从邻校孔德中学冲出去。冲出孔德校门后，我们高举着标语旗帜，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压迫民众的爱国运动”、“打倒汉奸卖国贼宋哲元”等口号，准备到东西长安街示威游行。刚走到南池子北口，就被戒备森严的军警们截回。大队又向北池子进发，进口不远，便遭到守候在那里的大队军警的突然袭击，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枪柄、大刀、水龙一齐上，驱散、，逮捕学生，当时秩序大乱，结果学生大队被打散，受伤达百余人，有53名学生、一名记者被捕，其中女生17人(据事后统计)。我们附中的队伍排在后面，也被强大的水柱冲散，我和郝贻谋(后来成了我的老伴，已故)还有一个女生，跳过东华门外桥上的矮墙，顺着故宫护城河的东河沿，走到一户人家的后门，我们敲开了门。这家人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勇敢精神非常同情，他们拿出干毛巾给我们擦头上身上的水，给我们端来热开水喝，在这家休息了一会儿，他们先开前门(在南池子北口内)看到军警已撤走，才送我们从前门出来。由于群众的掩护，使我们脱离了军警追捕的危险。这次游行活动受的损失比较大，一些学联、民先的负责人被捕，一些学校的救亡活动受到影响暂时消沉下去。 

    1936年春刘少奇同志到了天津，了解到“三·三一”抬棺游行的情况后，曾批评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他指出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该用这件事来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热情。可以设置灵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送挽联、举行葬仪或者分散纪念。这样能争取群众和社会的同情，也不会引起敌人的严重镇压。少奇同志又教育党员和民先队员到广大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要争取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官兵到抗日方面来，他提出了拥护宋哲元、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这些正确的指示，后来都付诸实施了。

     当时我只有14岁，虽然这次游行示威受到较大的摧残，但我并没有害怕气馁;照样积极热情地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为声援天津“五·二六”大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武装走私。要求彻查海河浮尸事件(日军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杀害了被迫为他们修建军事工程的数百名中国工人，将尸体投人海河)。1936年6月13日北平学生举行了第四次大示威。这次附中数百名同学整队冲出校门，和师大的学生队伍汇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地向和平门内进发，到西单和大队集中，然后继续向西四前进，又经护国寺、什刹海后海向鼓楼方向走去，沿途经过的各个学校都有一些学生加人。我们四人一排，互相挽着胳臂，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脚步合着脚步、臂膀挽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大步。到鼓楼后面的钟楼集会时，已经有五十多个学校，一万多人了。这次游行中，北平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并沿途向民众和军替散传单，宣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军警这次对学生没有动武，仅采取了威吓、劝导、驱散。游行队伍在钟楼开了大会后，胜利地到达新华门方逐渐散开。

    “六.一三”示威又一次有力地打击了日帝侵略华北的气焰，也注意争取和团结了二十九军。但是这时国民党政府却加强了对学生爱国运动的破坏和镇压，宣布各校提前放暑假，利用假期以“违犯校规，不知悔改”的罪名，命令各校开除大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工作的爱国学生。我和我的二哥张骥(现名杜文敏)等共16个同学被师大附中开除了。反动当局的迫害丝毫也没有动摇被开除学生的革命意志，我们为了救亡，不惜牺牲一切。学联进行了声援被开除同学，要求学校收回成命的斗争，我在《北平新报》上写了文章，控诉“...一个热爱国家的14岁女孩，无辜被开除……”，还在东北大学由学联召开的大会上讲了我被开除的情况，引起到会老师和同学们极大的同情和愤慨。

    1936年暑假后，我转学到了华光女中，离开了我亲爱的母校师大附中。一个以成绩优良保送人校的学生，竟因热爱祖国积极抗日救亡，而被开除出校。虽然离开了学校，但在以后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我一直和附中的民先队员保持着联系，我们还一起参加了西山夏令营和“一二.一二”示威游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我们才分别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60年后，我们在京的当年“民先”队员，在母校相聚，革命情谊仍如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