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的经历

    1931年暑假，我从北平鲍家街小学毕业。我是1920年生的。当时教育制度规定，六岁人小学。其实我人学时只有五周岁。高小毕业时我只有11周岁。考什么中学好呢?同届毕业的同学说考师大附中，我就跟着他考师大附中，居然录取了。据说当时33个考生中才能录取一名，好悬哪!

    初中一年级时有一位国文老师教得好，他不但教课文，还发给我们一份油印的课外读物目录。上面有: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冰心、蒋光慈、张天翼等的著作等一百多种。

    我住在鲍家街的一个小胡同里，每天早晨母亲给我两角钱。吃早点用不了五分钱，在学校附近小饭馆里吃一顿午饭用一角钱左右，剩下几分钱，我攒起来。够了几角钱就到西单商场书摊上去买书。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东北。老师在课堂上常讲时事，学生们也从报刊、交谈中了解时事。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不抵抗日寇，只向国际联盟控告日本。国际联盟派一个“调查团”来，记得团长叫李顿爵士。我听到老师讲，国联派调查团来是敷衍中国政府的。有一次我写作文，题目是《国联调查团来华》揭穿、讽刺国联调查团一顿。国文教师在课堂上还夸奖了几句。

    读“闲书”(课外读物)太多了，二年级第二学期有两门功课不及格，一门是地理，另一门可能是英武母亲逼着我在暑假中补习，准备开学时补考，结果补考及格了。

    由于我在暑假中补习过功课，初中三年级时，我的功课比较好，对数、理、化、英文也有兴趣了。我曾决心学数理化。

    通过初中升高中的人学考试，我糊里糊涂地又升人了师大附中高中。

    在高中一年级，本打算好好读书，学知识。这时读了几本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和李平心写的关于青年修养的书，懂得一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读到“毕业即失业”，“救救孩子”，这样的话，觉得我们不能埋头读书，要关心社会问题。

    国民党政府教育当局规定，高中一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在放暑假前集中受军训。当时国民党军队二十五师驻在北平。师长关麟征担任学生军训总队总队长。副师长杜幸明担任副总队长。学生军训总队住在北城外的黄寺。军训实际上是对学生进行法西斯教育，要求学生服从“蒋委员长”。教官和讲演人一提到蒋委员长和总理(孙中山)，全场都要立正，有一次讲演人讲到“德国的总理希特勒”，全场听到“总理”，也都立正，成了笑话。训练中还进行反共教育。有一次从集训的学生中抓出来两个人，在大操场的讲演台上，硬说他们是共产党，他们又大声呼喊着否认。

    何应钦同日本外交官梅津在天津签订了《何梅协定》。《协定》中中国政府答应中央军、国民党的党部和特务撤出河北省，学生军训解散。关麟征还在全体学生队前痛哭流涕地说是日本人不让我们进行学生军训。其实是国民党的最高统帅部答应日本帝国主义者的。

    经过学生军训，我们对社会、时局有了一点看法，想做一点社会活动。李尚祀、郭一鸣、刘谋估、李振穆、郑记兰和我商议着在学校图书馆墙上办一个壁报，名叫《南北》。这是校方允许的。壁报在1935年下半年出过几期。我写过散文，把我的艺术摄影用上，我画报头图案，并排版装帧。主要撰稿人是李尚祀。

    1935年12月9日放学后，我听说北平几千大中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反对“华北自治”。我的弟弟冯灿武在艺文中学读书，当时才12岁，也随着同学参加了集会和游行。但我不知道师大附中有谁参加了集会和游行。12月10日中午，三五个同学在教室里休息，等着上下午的课，李德伦突然跑进教室，说:“你们还不知道!昨天学生们在天安门前集会，反对‘华北自治’，被军警用水龙、大刀、警棍打了。”他家里有英文的(北平日报》，是外侨办的，登载了“一二·九”运动的新闻。中文报纸都被“开天窗”了。大家一听李德伦的话，都嚷起来了，这个说:“军警打爱国学生，这还了得!”那个说:“华北自治不是让日本人占领华北吗?”有的说:“今天课后还要举行音乐会。国家危亡到这个地步，还举行什么音乐会!”有的说:“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大家要求学生自治会主席穆瑞春召集全班同学开会讨论。经过讨论，大家决定了一个办法。下午的课上完以后，按规定全校学生都应该到大礼堂去。我们全班同学故意去得晚一点，坐在一起成一个方阵。等校当局宣布音乐会开始，全班同学都起立，李尚祀站在椅子上讲话，支援全市学生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的集会和游行，抗议校方在这个时候举行音乐会，宣布我们全班拒绝参加这次音乐会。然后全班同学一齐退场。我们就这样捣乱了音乐会。

    次日，我们班就联系其他班的同学，筹组全校各班学生自治会的联合会，并向北平市学联联系。12月16日北平学生又举行一次集会和游行示威，有一部分学生被军替驱赶着进’了我校大操场。我校的同学有的到校外买来一筐筐的烧饼，有的抬来开水，供外校的同学解渴充饥。李德伦拿着照相机到大街上偷拍军警用水龙、大刀、棍棒驱赶学生，学生同军警抢夺水龙的情景，被军警抓起来，还是他父亲托人把他保释出来。

    北平市教育当局为了减弱学生抗日运动，宣布提前放寒假，使外地的学生离校返乡，家住本市的学生也不致于每天在校内聚会。但是有些同学还是每天来校，占据一间会议室当作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办公室，在里面油印传单。商定好日期，怀揣传单到城外农村召集一些少年儿童，先教他们唱抗日歌曲，后给他们讲日寇侵略我国，我国人民应该奋起抗战的道理，把传单发给他们。我们当时也是十几岁的少年啊!记得我和张洁询、黄甘英一同去过几次。

    学校不上课了，我和李德伦一起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去看书。在那以前，图书馆看我是小孩子，不许我进去。当时我已15周岁，就放我进去了。我看(社会科学概论)，累了就看丰子恺所著的音乐和美术的常识。这个寒假里我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

    开学以后，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已经在归途中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经常以北平市学联的名义举办大型、小型的活动。有时在某一大学听某教授的讲演，有时徒步到郊外去旅行，学唱救亡歌曲。1936年5月同学王积昌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工作得更积极了。但那时太幼稚，不知道团结广大的同学，不知道学了科学文化知识将来是有用的。一个学期里，在学生自治联合会办公室里工作得太多，被校方找到一个“旷课一百小时”的借口。1936年暑假北平市很多大中学校开除救亡学生，我校把张骇、张洁询、我等十几个同学开除了。暑假后我转人私立艺文中学，离开了师大附中。但后来李尚祀介绍我先后参加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还编在师大附中支部里。

    回想起来，我从一个11岁的无知少年变成一个16岁的抗日青年，全是在母校——北平师大附中的师长和同学们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转变的。当时中国的局势很危急，连我这样幼稚的少年也只能走上追随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也不是个聪明人，但在1935至1937年之间，北平师大附中有不少大哥哥、大姐姐们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我也跟随他们走过来了。这就是我少时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