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大附中是我们家族心目中理想的高水平的中学。我家兄弟姐妹四人:刘乃桐、乃和、乃松、乃崇，都曾上过附中;我的父辈，伯父毓瑚和叔父毓馆、毓圭也都在附中读过书。
我1931一1934年在附中初中学习。在这三年里留下的印象很深。虽然现在已相隔六十多年，但很多事记忆犹新。
1931年是东北沦陷的一年，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加紧侵略，华北形势日益紧张，就在这年我和大弟乃松同时考上了附中，我的家也为了我们上学近，从东城搬到西城，后来虽搬了几次家，一直住在西城，到1986年我搬进北师大校园内。
附中当时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且全国闻名。我和比我小一岁的弟弟乃松同时人学。附中当时名为男附中，但有女生。每年新生招三个班，男生两班，女生一班，男女生分班上课。乃松在一年级二班，女生一律在一年级三班。校址是电话三分局所在胡同，电话局在路南，附中在路北(听说当时北京市内电话，0001-0006号是电话局内部使用，附中是社会上使用的第一号，即0007号，一直到现在还保留这个号码)。进校门后，是一个东西长的大院，院里分为篮球场、排球场几个场地。大院偏东边路北又有一门，这门是悬有附中校名的正式校门，门是两个砖砌的方柱，两柱顶上悬弧形铁架连接门柱，架上有四个圆形板，上书“师大附中”四个大字。
进了这座门，第一排房是座南朝北灰砖平房教室六间，房前有廊，校门东西两边各三间，东边三间分别是初中一、二、三年级教室，西边三间是高中一、二、三年级教室。这六间教室都是女生的教室，从东头起为一年级三班，二年级时往西移一间，一直到高中一年级三班，就到了西头。男生教室则在校园里罗列。
校园里树木很多，由南到北有一条砖砌的大道，道路两边对立有几个布告牌，全校布告及通知都贴在上边，下课或散步时走过即可看到。布告牌后面是男生教室，排列整齐有序，分别座落在园里。大道北头有不太小的图书馆，左右前后有实验室、医务室、教员休息室等等。校园大院东院是食堂等建筑，西面是大操场，很大，有跑道、各种体育器械、足球场。大操场东北角有学校后门，出门就是西 河沿，教数学的老师程廷熙就住在西河沿学校后门旁。
附中素以功课好、校风正著称，师资素质高，治学严谨，讲课一般都能简明清楚，深人浅出，同学听课易于听懂接受。学生大多勤奋好学，刻苦攻读。当时人学发榜都在报纸上公布，人学时分数线高，生源充足，竞争力强，往往是十个考生录取一名。学校虽然管理很严，但在当时国难当头之际，不少同学都接受了进步思想，很多同学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我们班在初三时办了一个报刊，取名“萌芽”，记得还有个班歌，头一句是“甲戌班”，刊中都是些进步思想内容，甲戌是1934年，是我们毕业之年，故以此为我班歌第一句。
我们班老师，水平都不低。数学老师有沈绍武、魏庚人。沈先生平头、矮个，戴黑边眼镜;魏先生严肃，不爱笑，讲平面几何清楚明白，引人入胜。五十多年后我在小汤山疗养，院护士考级补习数学，我还能给她们讲平面几何，都是魏先生讲课好，才使我五十年未忘。魏先生后来是北京师大教授，我也在师大，常常见面。后他调陕西师大，我去西安开会，曾去拜访长谈，还提起他的外号，他说在师大教课，学生也这样叫他，说罢仰头大笑。
国文老师有梅老师是梅贻琦，喜欢京剧，有时上课谈起(空城计)等内容，眉飞色舞。林培志教二年级国文。三年级老师卢伯伟，习字课写《张迁碑》隶书，写得好就用红墨水画大圈。他一双眼有点斜，一次讲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说陶渊明是斜眼，不然怎能在东篱看见南山，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徐弼光、吴文仲教英语，徐先生黑黑的面孔，很少笑容。吴文仲教国际音标，经常用嘴型示范，还在教文法时，用图解讲语法，令人难忘。李约(士博)教动物、植物，腰板挺直，板书有力，黑板只写提纲，条分缕晰。他讲课要求用墨笔抄笔记，还常抽查笔记本。动物笔记本我一直到“文革”前还保留着。前几年北京晚报上刊载李先生亲戚的小文，说李先生走路犯心脏病，死于西郊路上，读后令我悲坳不已。
音乐教师李惠年，嗓音圆润高亮，她和林培志是好朋友。她编的歌曲集，16开本，封面两只鹅鹉在五线谱上唱歌，也是在“文革”中丢失的。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兼课，李老师住在北大附近，我还曾到她家作客。教化学的林老师，十几年前他女儿与我联系过，说还记得我和我弟弟，可惜只见了一面，他就去世了。
图书馆翟先生，耳朵有病常贴着纱布。教务处杨宝琴先生，爱人去世早，常带着一个小男孩去上班，很艰苦，有一年校庆我还见过她，坐在轮椅上，走路已不方便。
这些老师，教课都认真负责。学习三年，使我在文理各科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为后来升高中、考大学、参加工作，都起了较重要的作用。我高中上女一中，大学上辅仁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留校，1952年随院系调整人北京师范大学。1961年庆祝附中60周年校庆时，我随我的老师，北师大陈垣校长同到附中祝贺，陈老校长写了“北京师大一附中60周年校庆纪念日”。转眼己35年过去了。
我们班男女同学大部分都继续上了附中高中，很多同学都在附中参加的“一二·九”运动。我高中在女一中，是在女一中参加的。去年我班李琦同志组织“为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一部分老校友回母校座谈会”，也约我参加了。我虽高中不在附中，与同班同学还是不断有来往的。
今年3月16日，我班女生在京同学五人:陈宝静(陈浩)、初槛成(胡朋)、王世智、刘淑贞和我，在我家聚会，算来离我们相识已65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聚会，五人中有四位还珍藏着1932年1月所拍的全班合影，真是难能可贵，同学的感情以及我们对附中的感情，仍然很深，永不能忘。
附中的教育，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影响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永远不忘附中，永远不忘附中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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