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学习和战斗生活片段

    首先祝母校95周年校庆，迎接建校百年大庆!师大附中历史悠久，是最早最著名的国立中学之一。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如革命先烈赵世炎、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就是母校大批优秀毕业生中的杰出代表。在各个历史时期，附中保持了高水平，发扬了学生全面发展的优良传统，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是母校的光荣，我们校友也感到光荣和自豪!谨在此感谢母校师长们的培养!现将个人六十多年来的学习和战斗生活的片断回忆，作为缅怀师长和校友们的汇报，以资纪念。

    (一)我1934年夏，从河北乡下出来，在上千名的竞考生中，以总分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考入师大附中读书。当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由大嫂拿出私房钱20元作路费，又借住了小学老师的旅馆床位，才得以报考。开学后，学费、书费、吃住费用等都是困难。我得到同乡同学会的帮助，学校免我的学费，同班同学日常生活上帮助，住会馆免收宿费，平日在饭摊上吃简单的饭，省吃俭用，才坚持学习了三年。

    (二)1935年12月，在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附中同学积极参加了。1936年I月初刘甲三、袁汝镛、王乃方、郭一鸣参加了南下宣传，回来在学校开会作了报告。2月北平召开成立“民先”大会。附中也建立了“民先”队部，先后发展了72人参加“民先”，是北平“民先”队员最多的一个中学，也是共青团员最多的一个学校，团员转党员的也多。最初加人“民先”的有刘甲兰、袁汝铺、张承先、李尚祀(李琦)、郭一鸣、刘植岩、杨宝深(杨伯簌)、傅英豪、刘乃松(刘文华)、张骥、张晓、张洁询、黄甘英、冯灿文、李菊同、李德伦、李菊萍、王省身、杨士法、林贤复、傅乐椒、李振穆(李展)等。

    (三)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并于1936年6月经刘乃松、冯灿文介绍加人“民先”。我的思想转变和进步的开始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关内，华北危在旦夕，又有“何梅协定”丧权辱国。国难当头，不愿做亡国奴的思想时刻活跃在心头，加上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新的革命形势影响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的思想有了飞跃的变化，出国留洋当博士的想法行不通，只有先求得民族解放，才能解放自己。在此期间，我阅读了《长城》杂志，《萍踪寄语》、《大众哲学》、《铁流》、《母亲》、《西北印象记》等进步书刊。又听过许多教授的讲演，如:吴觉先、张申府、杨秀峰、黄松龄等，特别是黄教授讲演中说到:南京有一条线，陕北有一条红线，他号召同学们跟着陕北这条红线走!我参加“民先”小组会、队员大会，参加郊外宣传、军事演习，进步很快。特别是1936年夏，西山夏令营，在卧佛寺樱桃沟进行军事训练，演习游击战术，爬山、夜间军事演习、夜晚开生活检讨会、听名人讲演、学习社会科学、学习新文字(拉丁化)等等。最后还开了一次营火晚会。晚会上几位南洋归国的华侨讲话，其中有几句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说:“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了，我们中国人在国外才能站起来，扬眉吐气!……”我们这次夏令营虽然时间短，但收获很大，受益匪浅，除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外，在军事上也有了很大的收获，培训了抗战骨干。我们从清华大学步行到香山，走得脚都打了泡，途中只休息一二次。回来时是整队齐步走，一直走到清华大学，未休息，并不感到累。我们还学习了游击战术知识。

    1936年夏，“民先”老队员去北平南郊乡下宜传，大雨傍沱，归来时都被雨水浇透了，我和郭一鸣两人臂膀扣着臂膀，高唱救亡歌曲，由永定门走进城里。头上倾盆大雨下着，脚下雌着没膝深的水，街上各种车辆都停下避雨，我们却这样一直走回学校。其他下乡宜传的同学，包括一些女同学，也都各自冒雨返校。还有一次去西郊宣传，开始是分散向郊区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但是一出城门，就有警察尾随跟踪我们。我们设法甩掉了这些“尾巴”，却走散了我们的队伍、当时我是骑自行车走的，按规定的集中地点集合时，却只看见刘植岩一个人在那里，这是一个荒僻的松树林。同学们都被替察跟踪散了，没有来。事先约好带着干粮的同学也没有能到达这里，我只好骑车去设法买点吃的，让刘植岩在那儿等着。我跑了十来里路，只找到一个卖烧饼的小铺，只剩下几个小烧饼了。我全都买下来，和刘植岩分吃了，正是烈日当午时候，这几个小烧饼吃下去连半饱也不到。不过，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患难与共的。最近在校友聚会上见到了郭一鸣，我们相隔五十余年未见;而刘植岩，虽在1943年去延安路过太岳军区时曾见过一面，不幸却在十年动乱中受迫害死了、还有老校友刘乃松(刘文华)，抗战时期他在冀中军区机关任总支书记，后来病故，埋葬在石家庄烈士陵园。还有吴子彦，在1940年百团大战时牺牲，当时他任一二九师新十一旅团长。武烈在抗战中也牺牲了，当年他经常参加我校的救亡运动。总之，他们在革命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青春和生命，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我们班的范元缓、吴植才、王鹤翔同学，在“民先”里和我共编一个小组，我任组长。曾有一次小组会，是在李琦家开的，讨论时事和政治形势。我们办了墙报《绿漪》，宣传抗日救亡。1936年夏高中女生班傅乐淑出版了一期墙报，有一篇文章《欢迎李、白北上抗日》，(两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陈济棠，出兵北上抗日)，宜传了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

    1935年夏《何梅协定》以后，李琦从黄寺军训回来，曾在礼堂作过一次讲演，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许多同学都激动得哭了，特别是女同学哭得更厉害，泣不成声，我也很激动，下定决心抗日救亡到底!

    1936年我筹备并得到母校师长的大力支持办起学生食堂，解决穷苦同学伙食间题。食堂的特点是伙食质量高、价格便宜、便利同学就餐。餐具、炉灶都向学校借，伙食费六元，月中可以退伙，五天一结算，结余退还本人。这比在饭馆吃便宜一半。一日三餐，有荤有素，有菜有汤，主食多是馒头、米饭。我在“民先”开会时，把办食堂的事做了介绍，以此作为宣传、发展“民先”组织，扩大影响，开展工作的一条经验，博得大家好评。

    我在参加“民先”校友活动中，曾多次去过张洁殉、张晓的家，还有李德伦、李菊同姐弟家，得到他们的经济支持和帮助。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李伯母(李德伦的母亲)，她那慈母般的爱护和帮助，使我永记心头!当我离校去山西参加革命部队时，她还送路费给我，就像母亲送儿上战场一样。解放后，我曾多次去看望她老人家，非常怀念她。现在已病故了。

    我们“民先”队员和同学们，为支援东北义勇军和抗口部队收复失地(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六县，绥远傅作义收复百灵庙)，曾向社会各界、商界、爱国同胞发起募捐，慰问前线将士。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同一天，北平又举行抗日救亡的大示威游行。清晨，我们正在上课，突然室外传来了洪亮激昂的喊声:“同学们!抗日爱国的同学们!我们决不当亡国奴!大家游行去!”与此同时，学校仅有的两部电话全“占线”，校领导忙碌着找学生“谈话”。我们百余名同学纷纷冲出教室，按照“民先”队的事先安排，分别从学校的侧门走了出去。走进和平门里，立即打出校旗，高呼“庆祝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六县”的口号，大家排成几列纵队，手挽手阔步向前。此刻，山东中学、女一中等校的队伍相继而来，大家群情激奋，高呼口号，向天安门前中心会场进发。反动警察疯狂向学生扑来，用警棍打学生。学生队伍被打散，我们被赶到西四大街一带。这时北大、燕京、清华等高校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赶来，我们便立即加人他们行列中。许多教授、老师和围观的社会青年也参加了游行。反动当局又派大批军警开上百辆摩托车来镇压学生。开始了一场正义与邪恶、钢铁与肉体、皮鞭与拳头的搏斗。最后，学生们被围困到景山公园。大家一面高呼“让秦德纯出来答话，不然我们就冲出去!”一面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夜幕垂下了，学生们一天滴水粒米未进。直到深夜，北平市长秦德纯才来讲话:“爱国的同学们，辛苦了!你们一天没吃饭，没喝水了!”同学们齐声回答:“不渴、不饿!”他又讲:“同学们!你们知道东三省是怎么失掉的吗?是因为没有准备。”同学们齐声回答“不对，是因为没有抵抗！”秦不得不答应释放被捕同学，解除对广大学生的围困。我们的示威游行斗争，在党领导下，取得了重大胜利!

    我在1936年底告别了母校，参加了武装斗争队伍。1937年冬进人太行山根据地。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到八路军总部，经朱德总司令介绍人“抗大”学习。

    我参加“民先”，参加党，经历了八年抗战、东北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党政机关工作八年，转到工业建设战线(冶金)工作30余年，至今整整60年了。如果说，我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作了一些贡献的话，那是母校师长的谆谆教导、培养的结果;是党和首长们正确领导的结果。功劳归于党、归于老师们的辛勤培育。

   现在正值95周年校庆，并准备迎接百年大庆，作为老校友，我十分关心母校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发扬母校的优良传统，展望未来，我当竭尽全力，为母校成为世界一流学校做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