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对农村报道产生浓厚兴趣，并下决心带好农村组的时候，一天下午，副总编辑宇光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调我到总编室当秘书，同时讲了总编室有许多三不管的工作，如版样的汇总，组织编辑部评报和消灭差错以及登记稿件和发稿费的监督领导工作等，都是我的任务.心想:“这不成了事务篓子吗?”心中十分不快，但由于碍着党性的“面子”，口头上表示了“服从组织分配”，回到家里却伏案大哭起来。宇光同志得知此情况后，第二次找我谈话，严肃地批评说:“你既然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为什么还哭呢?”因为我从不愿在别人面前哭泣，虽很馗尬，但立即表示:“马上交代工作”。由于当时编辑部里存在着强调个人兴趣，不服从工作调动的倾向，在党的生活会上对此专门进行了讨论，以加强党员眼从组织分配的自觉性.这种严肃而热情的党组织生活，对我这个新党员来说真如高温淬火一般。有一次党支部大会，对我奠定正确的人生观起到了关键作用。那就是1950年春，我的党员候补期满，讨论转正的大会上，不论新老党员，都针对我思想上存在的个人英雄主义，进行了认真地批评与分析，兰干亭同志对我检讨中提到的“不能流芳千古，宁肯遗奥万年”的人生哲学，作了深刻地剖析，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是反动的哲学”一席话，使我终生难忘，心服口服地抛弃了头脑中残存的盲目出人头地思想，为今后能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打下了墓础。
从农村组调到总编室以后，重新振作精神，很快便对新的工作产生了兴趣。记得每周一次的评报工作，全体编采人员都集中到一个大办公室里，各抒己见之后，由宇光或肖白门同志汇总发言，从版式到标题，从形式到内容，都和地方性、综合性、通俗化的办报方针对号，表扬好稿，找出不足，会后由我整理记录再分门别类公布上墉报，有时还把省委宣传部长批阅的大样直接公布出来。记得谢景明同志采访棉花丰收的通讯标题“棉花朵朵赛绵羊”就曾被领导同志用红笔勾画出来让大家欣赏。对于差错也如实统计，再把稿签贴在墙报上各自吸取教训。这期间正是轰轰烈烈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非常时期，大家都响应号召，主动取消了星期日，整天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的消灭差错的哨兵任务更加重了.每张报纸付印前、出版后，都要认真地阅读，生怕使差错漏掉。如此日复一日，刚刚松一口气的时候，一个政治性差错竟出现在要闻版的消息里，惊动了全社上下，从领导到全编辑部及印刷厂的同志们，都行动起来从中吸取教训，我这哨兵的责任更为重大，深刻反省之后，写出了发生此次差错的思想检讨，主要一点是由于思想深处产生了盲目自满情绪，以致酿成行动上的粗枝大叶。这一教训是深刻的，从此，调动起所有的神经细胞，做到认真细致地把关，再也不敢稍有丝毫的松懈情绪，直到我调离总编室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