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6岁那年上讲台，干的活儿却不是“讲”而是“唱”:音乐教师。直到6年后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我才得以改“唱”为“讲”。为悼念伟人，学校决定停止娱乐括动一个月。我的音乐课怎么办?校长说，歌是不能唱了但课还得上，你就给学生讲故事吧。我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业余作家，编故事是我的拿手戏，于是每天的音乐课就成了故事会。我讲得绘声绘色，学生听得如痴如醉，以至于一个月后重新恢复音乐课的时候，学生们居然“罢唱”，要求我继续讲故事。校长看我“讲”的比“唱”的好，就让我改行做了语文教师。
按照叙事学的说法，“讲故事”就是叙事。没想到我早年习得的叙事特长，在大学讲坛派上了用场。记得我在大学里开的第一门课是《美学概论》，按教材要求一上来就得讲“美的本质”:美在客观，美在主观，美在主客双之间等等。讲台上下，师生都陶醉了:我陶醉于理论的扭象和演绎，学生们却陶醉于自带的小说、音乐或者酣梦.我对“美的本质”的探讨愈深人，来听课的学生就愈少‘怎么办?我求教于一位被学生誉为“名嘴”的同事，同李说讲这种“概论”课你还是得从现象到理论，从具象到扣象。于是，我将“美的本质”悬置起来，先讲美的形态:艺术美、自然美、生活美等等。艺术美讲我读过的文艺竹品，自然美讲我游过的名山大川，生活美讲我的人生阅旦……思路一变，我的叙事特长就有了用武之地:在叙事呼言理，在叙事中明道，在叙事中演绎并抽象美的本质。
讲课是一门学问，是一门艺术，而叙事性言说只是这门学问或艺术中的多种技艺之一。讲课当然要“言之有物”，同时也要“言之有方”，否则你的“物”学生无法或不愿接受，到头来你是白费口舌。我的同行当中有学问做得很好的，论文写得比庄子《齐物论》还要思辨，走上讲台却成了庄子《天道》篇里的轮扁，“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这对于喻者(教师)和受者(学生)都是很痛苦的事。这里面当然有“言不尽意”的困惑，但也有“言之无方”的缺憾。业师杨明照先生曾说到做教师的要多读《左传》，读了《左传》会讲课。你看那位子产，刘蟋说“郑伯入陈.(子产)以文辞为功”，孔子更是夸子产“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孔子说的“文”和刘勰说的“文辞”都是指说话的艺术和技巧。一位称职的大学教师，应该同时具备两种才能:问学之才和授业之才。学术创获使得课堂讲授更为充实更有内涵，授课艺术使得传道解惑更为灵动更为鲜活，二者良性循环且相得益彰，实为人生一大乐事!
王国维写(红楼梦评论)，将艺术的创作和鉴赏视为对人生欲望和苦痛的一种解脱。我以为，对于我们这些当老师的，讲课也是一种解脱。即便你在走上讲台的前一分钟还困扰于现实的烦恼和苦痛之中;只要你一走上讲台，所有的烦恼和苦痛顷刻间无影无踪。你完全沉浸于你的讲授之中，沉浸于你用话语所构筑的学术时空之中，沉浸于你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之中。课堂上学生们专注的目光、会意的额首、顿悟之时的开怀大笑甚至拍着桌子狂笑，课后学生们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对你的讲课内容的引用和阐发等等，均可视为对教师课堂教学的最高奖赏。你会庆幸你拥有一个很好的职业，你会对自己说来世还当教师。
“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是我为研究生开的必修课，这门课从桂子山讲到洛咖山，颇受学生欢迎。经典是常读常新、常讲常新的。“新”从何来?就我这门课的内容而言，大体上有三个来源:一是我自己在对经典的反复阅读和反复讲解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新的理解，二是我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新的成果，三是当下变动不居的文化和文论现象给予我的新的启示和灵感。
参加本书文字整理工作的有我们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和人文试验班的同学(全部名单见扉页照片的文字说明)，其中陈永辉同学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以及文字统稿和书稿校读工作，刘金波和吴中胜两位博士也做了部分章节的统稿工作。在此一供致以谢意。最后还要特别感谢王兆鹏教授的古道热肠和农雪玲责编的辛勤劳作，本书的出版与他们二位的帮助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