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画错位

    多年以前曾读到一则爱因斯坦的轶事，说是爱因斯坦上大学时爱上一位腿有残疾的女孩，他周围的同学觉得不可理喻。爱因斯坦说:你们不知道，她的声音多美啊!谈恋爱不重容貌重声音，这大概也是爱因斯坦的与众不同之处吧。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是汉阳人，念大学时省吃俭用买了一台录音机，不是用来听外语而是用来学说普通话。可是学了好长时间，说出的普通话仍然是“汉阳造”。他毕业后分到电台工作，找的对象是一位声貌皆美的播音员。结婚十多年了，普通话仍不见有任何进展，我们说他是鬓毛不衰乡音不改。他说他已经想通了:所谓普通话其实也就是一种北方方言，当初如果我们汉阳话定为普通话，全国人民也要学说汉阳话了。

    汉阳话也好，普通话也好.都是一种声音，这种声音美或者不美，取决于听者的社会一地理环境与文化一心理背景。有一年到新疆旅行，住在吐鲁番市的一个旅店里，打开电视机，播出的是外国故事片《简·爱》，好像还是原版的，仔细一听，不对，是维语配音。听简·爱与罗切斯特用维语谈恋爱，觉得怪别扭的。那么，他们俩应该用汉语谈恋爱?那也不对啊。严格意义上的“声画对位”(影视术语叫“同期声”)应该是用英语.用十九世纪中叶带有豪握斯口音的英语谈恋爱。

    说到声画对位，我有一段挺有趣的经历。因为常与出版社打交道，也就认识了不少的编辑;而所谓“认识”，多半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常常是一边听着电话里的声音，一边因“声”而绘“形”，时间一长，居然在我的脑海中定形了，以至于一听到某个声音，眼前就浮现出与之相对应的形象。比如京城的一位编辑，与我有过长达两年的电话交往，他的低沉厚重的京腔，洋滋着豪爽、粗犷与自信—这种声音只能从一位北方壮汉的躯体中发出。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颇有点像情人约会:在电话中约好时间、地点以及我的识别标志—手拿一张当日的《北京晚报》。当他紧握着我的手，用我所熟悉的声音向我打招呼时，我却愣住了:瘦削的身材，白哲的皮肤，一丝不苟的头发—分明是一位南方小生。我当时很尴尬，为我的“因声绘形”，也为我这位朋友的“声画错位”。我们在一家小餐馆里侃了三、四个小时，直到分手时，我还没有能够将我的所闻(他的声音)与所见(他的形貌)统一起来。

    回汉后，我们继续保持电话联系，每当我听到他的声音，记忆的屏幕上所浮现出的却不是我在北京所目睹的形象，而是我在这之前因“声”而绘出的“形”。这位朋友的声音太有特点太有魅力了，以至于在我的脑海中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这种由声音所创造的生命又是如此鲜活如此顽强，甚至连现实的形貌也不能取而代之。无怪乎，在所有的艺术媒介中，惟有声音(比如音乐，比如诗或散文朗诵)能提供最广阔的想象空间，能创造出最有生命力最有审美魅力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