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三顾茅庐”的出场，一直到所谓“陨大星汉扭相归天”，在协魏、蜀、吴鼎足三分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作为三国时代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之一的诸葛亮的形象，被创造得何等丰满、深刻而又富有典型意义。那有名的“隆中对”，即小说中所谓的“定三分隆中决策”是多么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对政治形势了若指掌而又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光辉形象。其后去东吴的“舌战群儒”，赤壁座兵中的“草船借箭”、“借东风”，以至于在和周瑜、司马懿性格对照描写里的他的屡操胜算的预见性，虽然有一部分神魔色彩的渲染，但绝大部分却都是真实地概括了一个封建政治家(也部分地概括了人民的智慧和理想)的杰出的政治才能—高度的认识生活的能力、应付事变的能力、实事求是的能力。
在《三国演义》这样一本描写封建社会内部的尖锐残酷政治斗争的小说里，在汉末兼并战争的复杂的形势里，出现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形象，却又分明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但是，如果诸葛亮的形象没有渗透着极其浓重的浪漫精神，作者也没有把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和自然斗争的经验、智慧、理想和愿望，高度集中、高度概括而又通过丰富、瑰丽的幻想形式，结晶在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和典型性格里，特别是如果作者对于形象和性格的创造，没有在现实主义的典型概括的基础上，同时采用极度夸张的浪漫主义艺术方法，象“三顾茅庐”时的隐逸世界的渲染，“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弹琴退仲达”的神出鬼没的无穷智慧和神魔色彩的夸张描写，诸葛亮的形象也仍然不能取得如此激动人心,流传千古、家喻户晓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