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沟通藏汉文化中，行将出版的《藏汉大辞典》是一件好事。这部辞典是一部以专科词语为主的综合性大词典。它出版后，将对解决阅读藏文典籍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间题大有帮助。今年二、三月间，我们曾几次在成都焦家巷一个古旧的院子里，访问了《藏汉大辞典》的主编张怡荪。他是四川蓬安县人，今年八十八周岁了，精神健拣，十分健谈，不戴老花镜也能看书写字。他说，编写这部辞典先后花了五十年。他还风趣地比喻自己是“二八佳人”，二八，指他己年满八十八岁，佳人，是指他锲而不舍，始终做这项工作。
我们问到他编写这部辞典的经过，张怡荪颇有感触地说:“早在一九二八年于清华大学任教时，我就在陈寅洛先生那里接触到藏文资料。后来，又阅读过不少国外藏学方面的著作，思想颇有感触:西藏是祖国的一部分，藏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国内却很少有人致力于藏族文化的研究。于是，我决定染指于西藏文化这一领域，一面拜师求教，学习藏文，一面收集国内外藏学研究方面的资料，同时又加入佛学研究团体，钻研佛教哲学。而要揭开藏族文化宝库，就必须有一部完善的工具书，既便于自己使用，也可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这样，我遂萌下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抗日战争初期，张怡荪先生从北京辗转流离返回四川，干脆放弃了教书生活，创办了西睡文化院，专门从事藏学研究和编纂词典的工作。
但是在旧中国，要获得一份资料，谈何容易。为抄录藏本《集论》，就曾托人两次上五台山。因这部书是在《大藏经》中，写本存放于五台山上的寺院里。至干要获得国外藏学研究的资料，就得托人购置，个人财力有限，有时还得竭锚珠而求之。要从资料中抽译出正确的东西，又不仅是通晓藏文就可以解决的，还得相应地掌握多方面的知识。藏族文化深受佛教影响，研究藏族文化，不能撤开佛教哲学。由于各自翻译经典的重点和时代不同，又不能把汉地佛学同藏地佛学等同起来。为此，他便邀请爱国老人喜饶嘉错来到西睡文化院主讲佛经，介绍藏地佛学。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西藏文化院没有备案，伪教育部知道了，示意让办备案手续，并允许给钱扩大规模，实际上是要把这个研究机构置于他们控制之下，张怡荪断然拒绝。伪教育厅又施加压力，文化院被迫解散。但张怡荪编纂这部辞典的决心并未因此而动摇。
解放后，这项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一九五八年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曾组织他率领大辞典编写组到拉萨收集资料，为他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时，他已近古稀之年，途中经过西安时，一位负责同志担心他年龄太大，体力不支，执意劝他回去，张怡荪却说:“我感谢组织关心，但受科学院之命，如果完不成编纂辞典的任务，我可负不起这个责卫”最后，几经磋商，这位负责同志还是让他到拉萨去了。西藏地区给编写辞典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过去不易见到的资料都找出来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在西藏党政领导的关注下，他和编写组同志收词包括政治、法律、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文法修辞、历史、地理、医药、历算、文艺、乌拉制度以及社会习俗、生活用语等三十二项，完成了大辞典稿本的四分之三。可是在十年动乱中，这本未完成的稿本竟被视为“大毒草”，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张怡荪以垂暮之年，再次受命主编《藏汉大辞典》。此时，五十年的宿愿才实现了。他感到自己的晚年更有了寄托，更有了奔头，更加孜孜不倦地工作。一九七八年十月，终于编成了《藏汉大辞典》(征求意见稿)并于一九七九年付印出版。
回顾编纂《藏汉大辞典》的五十年历史，张怡荪深有体会地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使自己为实现沟通藏汉文化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也只有在粉碎
四人帮后的今天，才能实现自己的宿愿。”他说，明年正式出书，自己不过八十九岁，一定能见得到的。现在，他已把自己珍藏的两部《甘珠尔》、一部《丹珠尔》以及几百册藏文典籍捐给了四川民族研究所，让更多藏学研究者阅览。他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
结束访问时，我们深深感到:“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使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有了一个闪光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