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图集》即将出版了，这是我国历史地理界中的一件大事。我有幸主持这部地图集的编纂工作，看到自己耗费二十多年心力的劳动成果，在党与人民政府的关心下终于问世，不能不感到安慰与喜悦。
《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八册，二十个图组，有图三O三幅。每册都有各个历史时期的总图，显示出当时中国疆域所达到的范围，除了中原王朝以外，还包括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所建立的大小边弧政权。在以下的分幅图上，绘有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以上的行政单位，重要的县级以下地名，主要的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和海岸线、岛屿。所有的地图都以今天的地图为底图，分色套印，古今对照，每册编有地名索引。可以说，这部地图集是我国历史地图中的空前巨著。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是我国史地界同人集体劳动的成果，也是我们的夙愿。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我在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受业于史地界前辈顾靓刚先生。在顾先生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掌握了一些基础知识和初步的研究方法。当研究生还没有毕业时，我就开始在捕仁大学讲授中国沿革地理。一九三四年初，顾先生邀请我共同发起建立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为宗旨的“禹贡”学会，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历史地理专刊——《禹贡》半月刊。我国历史地理方面的史籍是相当丰富的，在二千多年前就有《禹贡》、《山海经》世界上第一流的地理著作，在西晋、唐朝就有人绘制地图。到了清代.杨守敬集舆地学之大成，编绘刻行了《历代舆地图》，这是旧中国留下的最详细的一部历史地图集。但这部图集的底图是《大清一统舆图》，其山川框架与政区建制和今图差别很大，而且历史内容也有不少错误、脱漏，又是线装本，翻检极不便。所以，我们“禹贡”学会决定编绘一部中国历史地图。
然而，在旧社会要进行这一工作谈何容易，我们编辑出版《禹贡》的经济来源全靠会费和私人捐款，编辑和撰稿人非但不拿稿酬，反而要解囊出钱缴纳会费或捐款。限于人力与财力，我们的编图工作搞了三年，连用作底图的今地图都没有画全。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禹贡》半月刊被迫停刊，编图的计划也化为泡影了。四十年代，我奔走到贵州，在浙江大学(当时搬到贵州)历史系任教，仍继续致力于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曾经绘成一些草图。但由于旧中国测绘技术落后，印刷条件差，各方面困难重重。所以，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全国解放以后，党与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很关心，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一九五三年和五四年，顾领刚和章撰先生编绘了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请我负责校订工作。但这册图是采用小比例尺的，内容比较简略，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界同行的要求。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同志同历史学家吴晗同志谈到学习中国古代史的一大困难是古今地名、政区的变化太大，很难弄清楚古代的地名在今天什么地方，古代的政区又相当于今天的哪些地区，询间吴晗同志有什么书可以查考。当时，吴晗同志推荐了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简称“杨图”)，但“杨图”上注的今地名是清末的状况与今天又有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就提出重编改绘“杨图”。
于是，成立了以范文澜、吴晗同志为首的委员会，领导这一工作，指定我具体负责“杨图”的重编改绘工作。我接到这个任务时1心情是很激动的。我能够把自己研究多年的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与才能为祖国服务，实现了长期以来编绘中国历史地图的愿望，怎么能不兴奋呢?于是，我欣然从命，来到北京，开始进行“杨图”的重编改绘。但工作一经开展，就发现原来的计划行不通。因为杨守敬的原图只包括清以前历代中原王朝的直辖地区，甚至连中原王朝都未画全，不能正确反映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我们祖国的历史。底图的精度也很差，无法“移绘”到今图上去。而且，“杨图”本身的错漏比原来想像的多得多。后来，通过好几次会议，对原计划进行了多次修改，决定重新编绘一部能反映新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学术水平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一九五七年，我回上海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内组成一个编绘“杨图”小组。第二年，校党委陆续调派了十多位青年同志到这小组，由我指导，边干边学，参加编绘工作。一九五九年建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现在的历史地理研究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后，又陆续邀集北京、南京、云南等地十几个单位的数十名专家、学者来参与编绘制图。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伟大祖国各个时代、各兄弟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及共疆域政区，有分有合，逐步融合，而终于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实体的历史进程，在地图上准确地表达出来。不少人停止了自己原来的研究计划，夜以继日地投入编绘中国历史地图工作，十儿年如一日。所以说，《中国历史地图集》倾注了我国史地界许多专家、学者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大协作;没有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觉悟和爱国热忱，这部历史地图中的空前巨著是没法完成的。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经历，历史地理学同其他学科一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三十年代的《禹贡》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不久前出版的《历史地理》杂志，历史地理从历史的辅助学科沿革地理发展为独立的历史地理学，从史学家兼搞地理沿革到今天拥有一支专业的历史地理研究队伍，都说明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对于我个人来说，在旧中国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只有到了新中国，平生的愿望才得到实现。尽管我做的工作还很少，但是，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崇高的荣誉。几年来，我除了负责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外，还先后负责主编《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篇》、《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历史地理部分以及《历史地理》杂志。又担任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Q11小组成员等职务。从一九六四年起，我又光荣地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衷大会代表。去年我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我现在虽已年近七旬，但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深感为填补祖国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空白，为“四化”建设服务，自己要做的工作非常多，不容自己稍事松懈。我将在有生之年，继续努力，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做出应有的贡献，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